学者:“一国两制”下半场转向一国重心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说,“一国两制”下半场正式开幕,正在朝向一国重心的历史性转型。图为去年七一时香港护旗方队采用中式步操进场。(法新社)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说,“一国两制”下半场正式开幕,正在朝向一国重心的历史性转型。图为去年七一时香港护旗方队采用中式步操进场。(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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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一国两制”下半场正式开幕,中国中央政府对港从放任治理,转向积极治理,正在朝向一国重心的历史性转型。

据香港《星岛日报》周日(26日)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说,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对香港的治理仍然偏于粗放,保持中央权利的高度节制,甚至用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进行放任治理。

不过,田飞龙认为,2014年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提出全面管治权,是中央治港思想的一个巨大转折,从放任治理转向积极治理。

他相信,2021年底发表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已经对“一国两制”发展规律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将“一国两制”同国家战略和体制的大变革紧密联系起来,正在朝向一国重心的重大历史性的转型。

田飞龙感叹,“那些对香港回归之后的美好想像,后来一步步被打破”,到2019年修例风波,在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看来,香港的美好已经所剩无几,“这是非常惊人的变化。”

他认为,香港的大学生在价值观上认同英美国家,整体没有中国国民意识,“国家认同感非常低,甚至可以说没有国家认同”,泛本土化思潮几乎席卷了所有的高校。他们以世界公民自居,“而世界公民是一个被伪装起来的殖民地臣民。这就是为何香港回归之后,国民教育无法推行。”

田飞龙也认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表面上看来似乎比较宽容,授权程度较高,中央基本不管,但其中包藏着巨大的价值分歧。他说:“就中央来讲,回归之后香港二十三条立法和国民教育,没有能够完成,这种最低限度去殖民化的功课没有做好,意味着香港人只要自由,不要国家安全。”

他分析,无论中央释放怎样的善意,想把香港从过度政治化的陷阱,转向经济和民生的议题和轨道,都无法改变香港政治朝着激进的方向转变。这其中有各种因果关系的相互缠绕,有回归以来中央治港跟民主派追求双普选之间种种斗争和不信任,包括外部势力干预带来的一步步撕裂、怨恨和泄愤,青年本土主义也加入进来,完全无视“一国两制”框架中,不能去触动的一些底线和界限,“这样导致依靠香港本身法治的力量,靠香港社会包容的力量,已经走不下去了。”

田飞龙说:“2019年借助某个偶然事件爆发的全社会性的暴乱,给出一个讯号,即香港一国两制的原有模式,实际上是失败的。”他分析,“由于(原有模式)无法走下去,倒逼中央祭出组合拳,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全新的属于‘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制度体系来。”

在当前中央对香港的治理方面,田飞龙认为,远远称不上是精细治理,而是相当于在做与去殖民化有关的补课。他相信,《香港国安法》和选举法延误了20多年,此时“回归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无论补课式新法治的推出,还是对教育体系非常缓慢的改革,都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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