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隔离收费引众怒

重庆和云南的部分区域将对被集中隔离的民众收费。图为集中隔离示意图,是上海4月疫情期间启用的临时集中隔离收治点。(新华社)
重庆和云南的部分区域将对被集中隔离的民众收费。图为集中隔离示意图,是上海4月疫情期间启用的临时集中隔离收治点。(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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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宣布取消酒店隔离、韩国等多国解除口罩令之际,在继续严格执行防疫措施的中国大陆,有一则消息格外引人注意。重庆和云南的部分区域最近宣布,要对被集中隔离的民众收费。当地政府还强硬指出:拒不支付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据云南镇雄县官方微信账号“镇雄县”发布的消息,当地从星期三(21日)开始,对所有新入住的隔离人员实行收费。根据不同地点,费用在100元(人民币,下同,约20新元)至150元不等。拒不支付费用的隔离民众,将交由公安追究法律责任。“镇雄县”微信公众号目前已经搜索不到这则通知,但消息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转发。

同样采取隔离收费措施的重庆长寿区,允许当地居民申请费用减免,但规定的隔离费用却很高。据长寿区在“长寿发布”微信公众号上发出的消息,在晏家二期公租房隔离点隔离的人员,每人每天得交300元,其中包含60元餐费。在酒店隔离的人员,房费按酒店的客房价格收取,餐费另按每人每天60元收取。

不过,重庆长寿区明确,有长寿区户籍的、在长寿区实际工作并缴纳社保的、在长寿区购房的等六类人员,可申请减免隔离期间食宿费用。但也就是说,在长寿区的外地人,是无法豁免隔离费用的。在追责方面,长寿区的措辞和镇雄县的一致:拒不支付或以虚假资料骗取减免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重庆和云南的部分区域最近宣布,要对被集中隔离的民众收费。(互联网)

地方政府公然违法?

对此,中国网民们质问,声称将追究法律责任的地方政府,所做所为合不合法?

搜狐新闻翻出了《中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修正)》。该法案第四章疫情防控中的第四十一条规定:“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

中国抗疫至今,隔离需要自费的主要有三种情况:入境人员;个人不遵守防疫规定导致被强制隔离的人员;中高风险区返乡集中隔离的人员。

非上述三种情况的也有隔离收费的先例。湖南省龙山县从2022年5月18日开始执行的收费标准就规定,未出县被确定为密接、次密接及其他原因被隔离的本地人员按每人每天60元标准收取伙食费。而返县人员(含密接、次密接)到宾馆隔离的,按每人每天160元收取食宿费,到县委党校隔离的按每人每天100元收取食宿费。

这一回,重庆长寿区和云南镇雄县宣布对隔离人员收费,还信誓旦旦要追责,遭到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对。

有网民指出,辛苦配合抗疫三年,钱越来越难挣;政府财政吃紧,民众也吃紧,政府可以伸手要钱,百姓去哪里挣钱?以重庆长寿区的收费标准来算,在公租房隔离每人每天得支付300元,隔离10天就是3000元。也有人批评,普通民众一旦被隔离,大部分月收入甚至所有月收入都得用来交隔离费,更何况,公租房的房租每天300元,简直是“漫天要价、吃相难看”。

更有部分网民质疑,地方财政吃紧,地方政府是否在通过集中隔离的方式创收。如果隔离收费的做法不加节制,或者在全中国推行,很可能被滥用;地方政府缺钱就隔离民众来创收,到时候形势会比疫情更加可怕。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也发文指出,中国民众总体上对防疫给予了最大的配合。此时让一些显然不情愿进入集中隔离的人自行支付食宿费用,不利防控的平稳推进。在很敏感的时刻,这种做法触及了公共防疫政策,很容易增加人们的整体误解,相信大部分地区不会效仿。

财新网在一篇评论中也指出,收费绝非小事,直接关系个体权利,还可能影响防疫大局,于法于理必须要站得住脚,不能只靠一地一纸文件。怎么收费,怎么使用,更不能是一笔糊涂账。

评论也写道,强制集中隔离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从隔离人员的划定再到隔离收费的标准制定、实施以及费用的使用等,皆由地方政府主导,如果缺乏明晰的规则,超出法律的约束,很容易产生一系列治理风险。

评论提醒:“如果强制隔离收费是以盈利为目的,不仅违背了防疫的基本原则,还可能给一些地方政府以更大的动力去强制隔离更多的人——尤其是究竟哪些人应该隔离,地方政府往往拥有更多的自主空间。”

抗疫的流水账

这场隔离收费风波也显示,长期在防疫上的消耗,已经让中国地方财政捉襟见肘。

自从中国国务院5月要求省会和千万级人口大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以来,中国实行常态检测已经四个月。国家医保局要求,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均由地方财政部门提供资金支持。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市民 9月14日正在接受核酸采样。(中新社)

在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四个月中,部分城市降低了核酸检测频次,有城市不再查验阴性证明。诸如杭州、合肥、郑州等地的检测频次随着疫情防控需要忽高忽低;就连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也提出了逐月“限时”提供免费检测。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除了长沙、厦门、合肥、西安、石家庄、海口、银川、呼和浩特之外,中国重点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普遍减少。财政收入保持正增长的城市今年上半年基本上未暴发大规模疫情,显示疫情下区域静态管理的巨大代价。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不仅需要支付庞大的抗疫开销,还得应对房地产市场低迷下卖地收入大幅下跌,以及数万亿元的税收减免。

据彭博社本月19日报道,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在今年前七个月均出现赤字。以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为例,该区上半年在防疫上花费3200万元,比年初的预算多出560万元,同期商住用地出让收入为零。

对中国地方政府来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是硬杠杠的要求,但是财政吃紧也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在清零政策持续的情况下,免费的核酸检测能持续多久,免费的集中隔离又能持续多久?地方政府把成本转嫁给民众的事,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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