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中国医疗反腐风暴能否治本?

中国掀起“全链条、全领域、全覆盖”的医疗反腐风暴。图为中国一家医院的外观。(互联网)
中国掀起“全链条、全领域、全覆盖”的医疗反腐风暴。图为中国一家医院的外观。(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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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掀起一场声称是“全链条、全领域、全覆盖”的医疗反腐风暴。

舆论称,这次反腐的深度、力度和广度堪称前所未有。几个数字能说明反腐动真格。

据澎湃新闻报道,截至8月6日,全国已公开通报被查的医院院长、书记已达到168位,由于统计局限,这一数字实际上或许更多。书记数量最多的三个省份为广东、四川、云南。这些被抓的,基本都是当地医疗体系名号响当当的人物。有的人在职,有的人已经退休,有的人被动带走,有的人主动投案。

据不完全统计,8月以来至少有10场即将举办的医药行业学术会议、论坛等宣布延期。另有部分学习班、培训班也在近日宣布延期举办。经常跑医院、给医生发回扣的医药代表已被医生告知,“近期形势严峻,暂时别来了”。

单单在7月,就有两位上市医药公司实控人被查。他们是医疗信息化龙头卫宁健康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炜,科创板生物医药公司赛伦生物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范志和。

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7月31日发布的消息,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7月2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表明要“全链条、全领域、全覆盖”整肃。因此,从医院“一把手”、医药代表到药企负责人,全受波及。中国医药上市企业股价最近一周也纷纷下跌。

院长成腐败高发群体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医疗系统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药品配送、设备採购、耗材供应、工程建设等方面,医院多付出的成本就转嫁到患者和财政身上。

中国医疗系统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药品配送、设备採购、耗材供应、工程建设等方面,医院多付出的成本就转嫁到患者和财政身上。(互联网)

近年来,以医院院长为代表的领导成为腐败高发群体,医疗机构的关键人物因而成为本轮医疗反腐聚焦的重点。

2023年1月9日,四川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谢明均,以及党委委员、副院长杨利先后落马,拉开新一年医疗反腐序幕。

在这轮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医院领导还包括,安徽省内有名的“神外一把刀”、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原副院长傅先明,以及曾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担任院长一职长达15年的原院长周晋。

时代财经报道,中国中部一家综合医院副院长刘元(化名)说,因反腐力度加强,“收红包”现象近十年来明显减少,但是在医院招标和采购的过程中,可操作空间仍大,监管不到位。所以,分管副院长、院长是有能力、有权力干预正常的招标程序和采购流程,让钱流入自己或者相关利益人的口袋中。

中纪委曾曝光的一个案例是,医院以3520万元人民币(约657万新元) 买入一台直线加速器,其中1600万元是给院长的回扣。

中国约有400万医生,300万医药代表,涉及回扣问题的人数难以估计。

药企为行贿披“合法外衣”

医疗行业公开的秘密是,医药代表如果不敢给予医务人员回扣以达到产品进院的目的,就通过会诊费、讲课费、借款等方式行贿;一些药企采取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手段,如以赞助科研经费、学术会议费、组织药品临床试验等名义,进行利益输送,为行贿披上“合法外衣”。

中国多个医疗学术会议近日宣布暂停,被认为与新一轮反腐升级相关。(互联网)

多个学术会议近日宣布暂停,给出的原因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由于时间冲突”等。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展曙光认为,这都与新一轮反腐升级相关。

展曙光说,部分药企之所以热衷举办医疗学术会议,主要是出于扩大药品知名度及影响力的目的。“凡是开会时有讲座讲他们的产品的,还有礼品相送。会后的活动,还能让医药代表好好招待一下医生。这就让学术会议变味了。”

据报道,医生在参加完会议后就会得到一笔费用,多寡视药企制定的标准。一般情况下,费用高低与医生的等级或是其对产品支持力度大小相关。有业界人士还表示,一些医院高层出门坐豪车、头等舱,没事就被请去开会,“而另一边的老百姓却不得不面对看病太贵”。

2021年,中国财政部曾公布对19家医药企业作出行政处罚的结果,其中包括恒瑞医药、步长制药、赛诺菲等国内外知名药企。其中,恒瑞医药主要涉及虚构费用,包括2018年以非本公司发生的机票等报销专家讲课费、点评费、主持费。

早在2014年,知名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GSK)因行贿受贿案被判处罚金30亿元,这是当时中国开出的最大罚单。法院当时查明,GSK为扩大药品销量,谋取不正当利益,采取贿赂销售模式,以多种形式向全国多地医疗机构的从事医务工作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

据报道,外企人士表示,10年前GSK的天价罚单依然震撼,医药圈内有人担心,这波反腐中也会有另一家跨国药企成为第二个GSK。

医药代表“带金销售”

供职于药企的医药代表,是直接与医生接触的是前线人员。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医药代表这个职业与给医生回扣、推动医生多开药等“带金销售”行为有撇不掉的干系。

医药代表的日常工作还包括和医生打电话,以及去门诊和病房拜访医生,了解医生的需要。第一财经报道,一些医药代表说,医院纪委正在紧盯医药代表。“还是可以进医院见客户,但是电脑、手机等设备是不敢带进去了,生怕会被没收。”

有医药代表表示,“近期有人带着‘资料’进医院见客户,结果被抓了现形,相关产品全部被停了。” 另有医药代表称,工作状态明显变了,不用跑医院,和医生们联系大都改用电话。

中国医疗系统内流传“倒查20年”的说法,这不仅成为在职医务人员的紧箍咒,也给医院退休人员敲响警钟。医疗反腐的目标之一是降低医药价格,让更多患者受益。这轮雷厉风行的反腐一下抓一大把人,肯定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能彻底治本吗?

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

武汉大学健康研究院副院长孙菊曾在2021年发表题为《医疗领域腐败的治理关键》的文章指出,治理医疗领域腐败的关键在于完善制度,完善药品耗材招标采购机制和医疗保险监管制度,构建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和薪酬制度,建立不想腐的保障机制;完善制度执行监督体系,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力。

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其中,不想腐是多年来舆论讨论的重点之一,包括完善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提供个人不想腐的经济保障。

文章指出,在医疗领域,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实操能力是核心竞争力,因此,薪酬水平应当充分体现医务人员价值。

台湾《自由时报》2018年报道称,一名中国大陆副主任医生坦言,大陆医生整体薪水普遍不高。住院医生普遍约1万人民币(约1866新元),主治医生约1万至2万人民币、副主任医生2万人民币以上。一线城市大医院热门科别名医可能有奖金,加上特诊挂号费两、三百元或专家门诊100元,较一般门诊二、三十元高,收入上看8万至10万人民币,但二线城市仅约两、三万,三线城市则1.5至2万。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医院总支出中60%左右用于医务人员薪酬,医务人员属于高薪酬职业,其薪酬水平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两至三倍,甚至四至六倍。

前述武大健康研究院副院长文章指出,中国即便是在发达城市的医院,医务人员薪酬支出也只约为总支出的30%左右,医务人员待遇水平普遍较低。这也导致追求药品、耗材回扣和红包等灰色收入的问题时有发生。

文章建议,降低灰色收入,适当提高固定工资在薪酬中的比重,降低与个人业务收入挂钩的奖金收入的比重,抑制医生逐利冲动。

在任何的领域,不论是官场还是医院,阳光都是最好的反腐剂,也是终极反腐的手段。让医疗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质,让药企把重心放在研发,让医疗领导的权力和医生的收入都摊在阳光底下,外加层层监督机制,从制度上彻底整治,才能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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