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讯）亚细安区域各国必须建立更好的机制，针对公共卫生危机采取集体行动，例如分担风险、共享信息和资源，以及协调边境管控等公共卫生措施。与公共和私人领域、慈善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集体合作，才能为下个大流行病做好准备。
联合领导政府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财政部长黄循财今天（10月7日）在亚细安数码公共卫生特别部长级会议一场题为《公共卫生的投资与融资》对话会上指出，新加坡在经历数次金融危机后，已强化区域和国际方面的多方合作及应对能力，包括设立更好的区域监测系统。
他提醒，如果每个国家因担心供应链或不信任全球市场，而把所有活动局限在境内，“我不认为会取得更好的结果，世界也不会变得更美好。”
黄循财强调，找到正确的平衡至关重要。唯有与公共和私人领域、利益攸关方、慈善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集体合作，才能为下个大流行病做好准备。从新加坡此次的抗疫经验来看，公共和私人领域合作极为重要，尤其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设立新设施、集结新技术和研发冠病疫苗。
谈及我国从冠病疫情吸取的教训，黄循财指出，面对一场大流行病或公共卫生危机时，医疗体系需要有足够的缓冲。除了在正常情况下维持效率，在必要时也能迅速扩充容量和人手，同时减少成本与浪费。
第二，在医疗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必须确保病患在适当的环境获得护理，否则医疗体系很容易不胜负荷。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病患都得在急症医院接受治疗。我国正扩大居家康复计划和热线服务，为已接种疫苗的轻症或无症状确诊病患提供居家康复方面的援助。
第三，我国要确保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取得良好回报，尤其是生活素质方面的良好结果。黄循财认为，目前的医疗保健并非真正的医疗保健，更多是疾病护理（sick care）。我国正尝试将更多医疗支出和干预措施转移至上游，着重于预防疾病和鼓励公众保持健康，就真正的病因“对症下药”。
谈及持续攀升的医疗成本，黄循财说，在冠病疫情暴发前，医疗保健领域面对“三难”（trilemma）的困局，即普及化、高素质和低成本。“要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是不可能或非常困难的，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
若兼顾普及化和高素质，医疗体系将非常昂贵。黄循财举例，美国的医疗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但新加坡无法这么做。我国采取了一套混合系统，通过全国医疗保险中的自付额（deductibles）和共同承担额（co-payment）强调个人和集体责任的重要。
若选择高素质和低成本，难免会有某种形式的医疗资源配给；若选择普及化和低成本，医疗素质方面就得作出让步。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将医院保险制度国有化，以免私人保险业者只“挑选好的风险”，导致“风险不良”的保户无法受保。
这场为期两天的亚细安数码公共卫生特别部长级会议，由文莱的卫生部和财政部、淡马锡基金会以及EVYD Knowledge Hub联合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