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须拿捏时机，教育部长陈振声以分流制度和双语政策为例，讲述决策者当年落实两项政策时，如何因时制宜，分别采取一急一缓不同策略，按社会转变步伐，调整执行政策的速度。
陈振声星期二（2月11日）在一场教育部、国立教育学院，以及新加坡政策研究所联办的讲座上发表演说时，回顾新加坡战后以及独立以来60年的教育体制发展历程时说，我国为提升教育制度而落实转变的过程中，须懂得判断时机。
“时机是最关键的。我们须具备敏锐的直觉，知道何时须坚定信念，引领大家前行，而什么时候又应该运用智慧，根据社会转变的步伐，调整执行政策的速度。”
以分流制度来说，陈振声指出，1979年，社会并未广泛接受这个政策，时任副总理吴庆瑞以及其他建国时期的领导人仍然决定将它推行。
“不推行这项政策，在政治上远远更有利。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会面对高辍学率和识字率低的问题。最终，这对教育体制或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做出权衡，以短期的损失，换取长期的利益。”
陈振声指出，分流制度根据学术和语言能力，将学生编入不同源流，让学生按各自学习进度和强项，接受教育和栽培，学术成绩方面，几年后就显著改善。
然而，随之而来的学业竞争、对分数过度重视，以及学生无形中被标签化等现象，多年来让分流制度遭受批评。2024年，本地中学全面实施科目编班，取代了分流制。
陈振声说，教育部在时机成熟，也就是学校具备能力和资源的情况下，让学生过渡到科目编班计划，以缓解标签化现象，回应学生的不同志向和期许。
另一方面，即便我国对教育系统进行结构性调整，双语政策始终是本地教育制度的基石。但陈振声指出，政府当年推行这项语言政策时，选择渐进而非速成的方式。
“我们并没有立即关闭母语学校，而是等待条件成熟。我们是在启动双语教学的接近20年后，才将英语作为学校的主要教学用语。”
我国早期的学校分为英校、华校、马来学校，和淡米尔学校。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时，半数学生就读母语学校，他们相对较少机会锻炼英语读写能力。此外，各语言源流学校有自己的课程和考试要求。
自治邦政府在1960年推行一项双语政策，规定英文为小学必修课，中学则在1966年实施。
陈振声说，在学校推行规范化的语言政策，当时不能仓促执行，须等待合适的时机，以及经济环境和家长的选择发生转变。
“思维的转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逐渐的，家长意识到，能用英语沟通的学生，就业前景更好，也就相应地为孩子报读英校。到了1984年，非英语源流课程招收同届不到1％的小一生。政府那时才开始将学校教学用语规范为英语，并在1987年完成这项工作。”
但陈振声指出，人们的思维和社会文化也须改变。如果人们不拓宽对成功的定义，无论教育部如何推行教改，都无法减少学生的压力，也无法让学生的多元才艺和强项受到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