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几岁来新加坡拍戏，戚玉武在新加坡有了基础，也有了年纪，现在把工作重心移回中国。对于很多人以为他已入籍新加坡，他说：“定义我的，不是新加坡演员或者中国广州来的演员，我就是戚玉武，其他符号都不符合我。”
在上月红星大奖中二度荣获视帝的戚玉武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分享了他对演艺事业的期许和对家庭的观念。
王一鸣／报道
没想到，和戚玉武的专访安排得竟然特别顺利，只通过一个和戚玉武相熟的中间人，便极快敲定，专访在一两天之内即完成。况且他人远在北京，这番效率是访其他所谓大牌、明星难以比拟的。
正在中国拍戏的戚玉武说他现在虽然是自由身，但颇了解大机构管理下，工作流程不那么直接，他倾向于简单的工作和沟通方式，这对自己对别人来说，都更加舒服也更有实效。
上月红星大奖，戚玉武二度荣获视帝，更荣登“超级红星”。致感谢辞时，他自比像树一样木讷，感激新加坡人热爱“植物”，给他关怀、养分和机会，让他能发展演艺事业。他说：“18年后，我终于拿到‘超级红星’，觉得在我身上印证了一个东西，为什么新加坡是一个花园城市，因为新加坡观众真的很喜欢植物。”
这番话想必打动了不少人，他不为感性而煽情，不为幽默而搞笑，他说纯粹有感而发，后来他又在联合早报《新汇点》的《四合院》专栏中，以《爱的箴言》中的歌词“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为引，道出多年在新加坡从事演艺工作的感受。“获得这个奖，对我的最大意义不在证明自己有多超级，有多红，而是曾经有过一些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交错过，而如今仍旧在我的周围，这是我最大的财富。感谢这些人，感谢一些我不知道的、给过我机会的人。感谢你们，感谢新加坡！”
这是笔者首次访戚玉武，电话那端的他丝毫未给人木讷之感。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他总能灵敏回应，知无不言，并引申到比原题本身更深入的层面。
他由衷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其实，这种幸运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创造。他说从广州初来新加坡时，听闻一些来得比较早的中国人对他说在新加坡做出名堂很难，成功的、没死的例子很少。戚玉武心想，这样就惨了。战战兢兢地开始了他在演艺圈的生涯后，他发现事实上并没有前辈说的那么难。“就是做好自己，对人要真诚，其他的也没什么可做的。剩下的留给别人去运作，去反馈，这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我总把事情简单化，因我就是简单的一个人，原本简单不是件难事，坚持简单下去才是最难的。”
演艺圈给人一种浮华甚至浮躁的外在观感，他置身其中，看得倒挺清楚，不把演艺生涯同真实人生混淆。“在我们这个圈子，太多东西很功利，有人做很多计算，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跟人的相处才重要，生命的过程才重要。人生不外是同样一个结局，不管多厉害、多有才华、多潦倒、多富有，结果都是一样的。我想，每个人一生走到最后，不该想到有多少钱，而是有多少人最后还陪在你身边，有多少回忆是令你感到安慰的瞬间，有多少真诚交心过的值得的朋友。”
笔者说这些道理很棒很受用，金句俯仰皆是的他，应该出一本《戚玉武的心灵鸡汤》。他笑了出来：“哈哈，我可不希望别人觉得我爱说教，你觉得我爱说教吗？”
想更进步就必须换新环境
红星大奖过没多久，他便飞赴北京拍戏，事实上原本留守北京拍戏的他，可能是赶不回红星大奖的。回来，已是心意。
“我目前在拍一部‘主旋律’电影”，戚玉武说：“讲述一群中国科学家进行核试验的过程，我在片中扮演一位科学家。”
这不是戚玉武第一次参演中国主旋律电影，2011年，他就在中国庆祝共产党建党90周年献礼影片《建党伟业》中扮演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济南代表王尽美。
小插曲是《建党伟业》的片尾演员表上为戚玉武标注了“新加坡”，但他未改国籍，仍持中国护照，此刻也一样。
连笔者也误以为他已入籍，他说：“目前没打算申请公民，一直没往这方面去想，向来是中国的国籍，没有要改变。从实际方面看，我回到中国国内拍戏比较方便，这样挺好的。我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现在把工作重心移回中国。”
他说在新加坡由零开始，打拼至今，想更进步，就必须换一个新环境。“20几岁在新加坡拍戏，当时小，很容易，在新加坡有了基础，也有了年纪，在这个年纪面对这个选择的确是很大的挑战。但在一个地方久了，就很安逸。在新加坡把演员当工作来做，来养家糊口，是很好的安排，我如果想拍个不停，我可以跟公司说。不过，我在工作上有追求，希望拍一些能够代表自己的有突破的作品。在这里，我挺兴奋的，发现有很多可能性，因为可能性太多了，我也不要给自己局限，或者定长期的目标。定义我的，不是新加坡演员或者中国广州来的演员，我就是戚玉武，其他符号都不符合我。”
在中国拍戏，年龄不是挑战
当然在新加坡也拍过《意》（The Home Song Stories）、《鲨口逃生》（Bait 3D）等跨国合拍片，戚玉武指出，中国的影视界已经发展得很完善而成熟，市场大、包容度也大。在中国，试镜和选角并不限于中港台，也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化的大格局的流程，一部作品选到日韩欧美演员都不在话下。
“我中国人的身份，对文化和语言的掌握，都为参加选角增加了便利。”他回想当初在新加坡出道时，花了不少时间和心力来熟悉新加坡文化。他也说不会脱离新加坡，会保持一年一部新加坡电视剧，最多两部的数量，只拍精品。
“在（中国）国内不是没碰到过黑幕或潜规则，是极个别的例子，整个大行业并非如此，要是都这样的话，它也无法像今天这么蓬勃。”他说。
戚玉武认为回到中国重新出发是挑战，但在中国拍戏，年龄不是挑战。今年39岁的他说：“中国是流行‘小鲜肉’的概念没错，能站得住脚的却都是资深的台柱演员，很多演员到了三四十岁焕发演技和魅力，即使女演员也一样。但在新加坡，不能说‘年龄歧视’，可演员到了一个年龄，就要演一定的角色，这挺让人伤心的，他们资历很广，发挥空间却很少，偶尔出现在作品中，总是能撑得起、镇得住。”不改直言本色的戚玉武，近年来发言常让人觉得更敢言更痛快，尽管他的语调低沉温吞。
戚玉武说着说着，嘴巴里有了鼓鼓囊囊的声音，他说：“说得有点久，嗓子干了，我吃块糖润润。”
在中国，通过电影《画皮》和外销电视剧《小娘惹》，熟悉他的大部分是年轻观众，戚玉武说也想拍一些更接地气更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影视作品，真人秀也不排斥。问他平时在外地没拍戏时做些什么，他说翻杂志、看新闻、运动、烹饪。
在中国是否可以自由逛街？他笑说可以，随即补充一句：“在新加坡，我也可以自由逛街啊。”
他接着说：“在新加坡，我一个人上街时动作迅速，办完事就走。若是为了消遣，我就常常和我太太瞎逛。”
阿武的“小别胜新婚”论
一个人在中国孤身奋战，是否想过把太太和女儿也接到自己身边？
“其实我都有就这件事跟我太太交流，我是射手座，薇秀是金牛座，金牛想要安定，射手则向往冒险，不要约束。坦白说我的确觉得两地分居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有了女儿后，我会担心，分开得太久，女儿会不会不认得我啊？”他顿了顿，可能是把糖咽下去。“从另一个角度看，两夫妻有稳定工作，365天一天也不分开，这就是好？我看到有的夫妻一起吃饭时，各看手机，好像只是为了在一起而在一起。”
他既理性又温情，说：“不是说在一起不好，但两人在一起是为了了解和互相陪伴，没有激发、没有灵性的关系，我觉得没意思。短暂分开又重聚，因为其间有期待，让我们时不时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两人相处的时光就更优质。分开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女儿的成长也具象。婚后，薇秀为了我、为了女儿，做不了很多东西，她在我不在身边时，面对世界有了新的观感，我也有同样的感触。在一起空间就那么大，不在一起时，世界变得更大了。”——这是阿武的“小别胜新婚”论。
“我必须在国内花一点时间来熟悉，这也是我对自己、对家庭的一份责任。”这句话，他说给自己听，说给家人听。
即使在中国拍戏，白薇秀也常带女儿去探望他，他们三口之家在新加坡、北京、广州到处走，接下来戚玉武又要到成都拍戏，他似乎有点小期待：“看她要不要来看我。”
戚玉武说女儿真的成长得很快，他最大的感触是：“女儿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深信我们父母怎么样，孩子就怎么样，看到她，我们就像找到了一面镜子，从她身上端看自己，又把一些东西倾注给她。即使她现在这么小，仍得对她还以尊重，我们观察她的发展，调整我们的步调。我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爸爸，不强逼孩子服从，也不帮孩子滥做决定。比如，没公布她的名字、张贴她的照片，这就是一种尊重，薇秀这一点上跟我是一致的。”
表演不应有技巧
洋洋洒洒聊了一个多小时，感觉“木讷”跟生活中的戚玉武没有关系，不禁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演技。
他很实在地说：“刚开始不懂表演，被说很‘木’，总是一个表情，此刻很庆幸我自己是那样的。我没有技巧，没经过训练，只用心去演戏。我觉得表演不应有技巧，纵然有技巧的表演也会很好，毕竟会有个套路，用方法论，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演。我不管技术，我只想演得很生活，大家就看到了我现在的表演风格。我是走心的。”
新加坡电视台里还有不少像他一样来自异国外地的从业人员，尤其是年轻人，一波又一波。
戚玉武说自己没什么演艺圈的朋友，朋友都是圈外人，与新演员们接触不深，了解不够。“我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我不觉得自己能给建议，我只想说：‘我们来了就要有闪光点’。无论是中国还是马来西亚的演员，我都希望他们好，大家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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