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羊城晚报
高校教职工在职读博，正成为一股潮流。这当中，蒙古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大学，以其较低入学门槛、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线上授课的“优势”，成为不少教职工的选择。
读博原因则各异：有的为评职称，有的想从行政岗转为教学岗，还有的是为满足所在高职院校升本的需要——根据教育部要求，高校设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须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所必需的教师队伍，“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15%”。
尽管近几年蒙古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博士饱受“水博”质疑，但记者发现，在不少高职院校如火如荼引进博士的当下，一条服务高校教职工的留学产业链已存在多时，依旧有许多高校教职工前赴后继，只为求得一纸博士文凭。
读“水博”几无门槛，“博导”竟是“同学”
两年多以前，广东某高职院校教师杨老师在同事伏某某介绍下，得知可以线上修读蒙古国博士。在伏某某牵线搭桥下，杨老师和内蒙古蒙桥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自费出国留学合同。合同显示，其申请攻读蒙古国CITI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缴纳费用8万元。
杨老师称，除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费用需自掏腰包外，8万元覆盖了所有学费，自己填了一张留学申请表、提交了个人硕士学位证书后，蒙古国CITI大学出了一张只有3道题的考卷，要求其中文作答即可，这便是博士入学招生考试题目。在经历了一系列流程后，杨老师顺利成为该校博士生。
和杨老师一样，选择读蒙古国博士的教职工并不少。杨老师告诉记者，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微信群，群内人数最多时有200余人，当中很多都是广东高校的在职教职工。
去年3月，伏某某告诉杨老师，蒙古国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设在蒙古国研究大学，转学去该校，博士答辩更易通过。根据杨老师的描述，当时伏某某等人和蒙古国CITI大学闹僵了，所以让大家转学，并给出两个选择：补缴6万元，转去蒙古国研究大学；或者不补缴，转去乌兰巴托研究大学。不过，蒙古国研究大学要求较高，博士生毕业前须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蒙古国CITI大学要求更低，博士生在蒙古国和中国的杂志各发表一篇文章即可。
“这个行业真的很不规范，我都不想读了，但是退费又很难。”杨老师向记者吐槽说，给自己上课的老师也仅是从美国高校毕业的硕士，都不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更离奇的是，博士生在读期间，给自己授课的一名老师竟然是广州某高校的中层干部，讲课方式就是念手中的文稿，而且这名干部还和自己一样，正在修读蒙古国的博士。
记者留意到，2021年起，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先后发布公告，有15所海外高校(项目)的学历认证被要求加强审查，其中超过半数为东南亚地区的院校，蒙古国CITI大学也在名单之中。
有院校抵制，也有院校组织教职工批量“镀金”
线上授课，是冠病疫情期间修读学位的一种特殊方式。很多高校教职工正是在疫情期间选择报读境外博士课程的。
不过，2023年1月，随着国家对冠病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决定取消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对于2023年春季学期(南半球秋季学期)及以后仍采用远程方式学习(包括新入学和继续学习的情况)所获国(境)外文凭证书的，中心将不再提供认证服务。
记者了解到，根据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要求，修读海外博士期间，博士生需在境外累计待满6个月。为此，今年暑假期间，不少博士在读教师远赴海外，目的就是要凑够在境外的时长。
但杨老师这个暑期未能如愿出国。对其原因，乌兰巴托研究大学国际学院办公室主任刘瑞琦解释称，因七八月正值蒙古国传统节日“那达慕”，有段时间全国放假，若是在这段时间前来，博士生见不到导师，也无法推进论文；而且，该国移民局此时也放假休息，即使入境，也无法办理留学生暂住证。
杨老师表示，自己只有寒暑假才有时间外出读书，若在平时向学校申请出国读博，学校不予批准，理由就是本校不认可蒙古国的博士文凭。
记者发现，不同学校对于蒙古国或东南亚地区博士态度并不相同。有的学校明确不认可这些地区的博士文凭，像杨老师所在的院校就是如此，所以教职工“读了也白读”；与此相反，有的学校却组织教职工集体赴菲律宾等国读博，且费用由校方承担。
广州某高职院校职工李伟(化名)就是菲律宾圣保罗大学在读博士生之一。约一年前，学校组织教职工赴菲律宾读博，全校有150多人报名，经过校方遴选，最终有30多名教职工获得机会。读博学费由校方承担，但出国的食宿、交通费用则由教职工自理。之前，受疫情影响，老师们都在线上上课，而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改变，他们也要凑足线下修习时长。因此，这个暑假，就有一批教职工赴菲律宾。
在李伟看来，自己读的博士含金量“还可以”，也要写作业和论文，老师上课还会点名提问。他说，校方组织老师们出国读博，也是“内培外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举措。
“外来的博士，如果过几年越来越多，我们发展的路会越来越窄。所以外出读博，既是一种提升，对职工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福利。”李伟说。
“水博”成高职升本捷径？滥竽充数有弊无利
记者留意到，近几年，随着各高职院校升本目标的确立，招贤纳士、吸引博士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当中，有不少国内985院校的博士落脚高职。根据教育部要求，高校设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15%。为了达到这一指标，各校除了“外引”人才，还在“内培”上做起文章。由此，一些院校选择了组织教职工读博镀金这条“捷径”。
略算一笔账，便可知这个“买卖”很划算：引进一个博士人才，安家费、科研经费等算下来动辄几十万元；而输送本校教师外出读博更为省钱，还能大幅提高本校博士率。
国家督学、韶关学院院长廖益向记者回忆，几年前，也有机构找到他，向其展示和东南亚某国高校的合作协议，希望能促成韶关学院和该校的合作，输送教师前去读博士学位，甚至还承诺可以将博士班开在广州，届时由对方教师前来授课。廖益拒绝了。
在他看来，集体输送教师外出读博，虽然数据好看了，但对学校发展不利。轻松速成的博士，和通过艰苦努力实实在在读来的博士，如果待遇一致，本身就不公平，会对现有学位制度造成冲击。再者，“水博”往往能力水平较低，在教师队伍中“滥竽充数”，对教书育人质量、内涵建设、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都起不到好的作用，会影响院校整体质量和内涵建设的提升。
“我们一所学校能力有限，所有的大学应共同维护国家学位体系的严肃性、严谨性，共同营造公平的环境，支持学位制度标准，这样整个学位制度的建设和学位制度体系的完善就有了保障。学校应通过自身内涵建设，建立学科科研平台，来吸引有真才实学的博士，而不是投机取巧。希望大家都能坚持严谨的学术标准，这对今后高等教育发展会大有裨益。”廖益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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