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 愿仍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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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影评

或许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影友,久闻台北朱家一门三代七文人,却没拜读过他们的文学作品。那就以第二代长女朱天文(人称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也有人戏称侯是她的御用导演)的电影因缘为媒,走进这一家子的小宇宙。

那是台湾“他们在岛屿写作Ⅲ”纪录片系列的其中两部——朱天文初执导筒的《愿未央》,追溯她已过世的父母,小说家朱西甯和日本文学翻译家刘慕沙;朱家旧友林俊颖(作家、媒体人)执导的《我记得》,聚焦天文和二妹天心,并带出三妹天衣,和天心的夫婿谢材俊(笔名唐诺)。没出镜的是第三代的谢海盟,曾与锺阿城和大姨朱天文凭《刺客聂隐娘》入围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

《愿》、《我》内容相辅相成;但就材料呈现的主要手段来看,两者如同是对仗。在《愿》里,斯人已逝,影片叙事突出“时间”的维度。在《我》里,伊人犹在,影片镜头更多地漫步在“空间”维度。

《愿》像是家庭纪录片。据报道,朱天文原是整理手头的档案、老照片、旧录像,访问作家老友(莫言、张大春等),还回到父亲的大陆老家和母亲在苗栗的娘家,去探索“一切的原点”,但总觉得缺什么。最后,以拍纪录片之名,挖出父母亲相恋时的数十封情书,架起摄影机,请二妹念爸爸的信,三妹念妈妈的信,一来一往,女儿的声音填补了记忆的缺口。朱天文为《愿》找到了独特视角,建构了既是文学的、时代的,又是私密的、亲情的叙事主调。

可过了首四分之一的篇幅,母亲就如同退居幕后,叙事集中在父亲。朱天文为此不平衡的安排提出解释:年轻时三姐妹虽已开始写小说,但受教于父亲的好友胡兰成,向往成为社运分子,竟瞧不起父亲专注于写作并对他出言不逊;待年长了才领悟毕生于一艺的价值。她要对亡父忏悔,追溯他的创作路。

原点:外公家、辛亥路朱宅

论者注意到片中的影像,尤其是朱天文的外公家里(她的半自传电影《冬冬的假期》外景地)的榻榻米房构图,充满侯式色彩。其实《愿》、《我》起用侯导的幕后班底,侯的影像风格又受到小津安二郎影响。朱与侯相互影响,侯早年还在摸索导戏风格时,是朱推荐侯阅读沈从文的著作,让后者的淡然看待万物生息、人间离合的角度,启迪了侯导毕生的创作视野,再结合小津的视觉风格,相得益彰。这种视野似乎“倒灌”到《愿》,片末朱与舅舅回到外公家(回到原点),在榻榻米房里倾谈,透出“这原是熟悉的地方,在离家经历半辈子的沧海桑田之后,竟如初次造访此地”的喟叹与淡然。

对朱家姐妹的原点,则是《我》的影像主角——台北辛亥路朱家老宅。人说朱家是“稿纸糊成的家”,但有《我》的观众戏称那是兰若寺,对应朱天心在片中说:“对我来说是鬼影幢幢的地方,看到我十几岁的时候,爸妈盛年、老年、离开的时候……只要我愿意面对回忆,那一切都在。”

摄影机捕捉的正是本来看似再生活化不过的朱宅,记忆与当下的光影交错,尤其是客厅和父母房里墙上各一幅朱西甯的巨幅画像,炯炯的眼神,慈爱地俯视下一代家人的日常作息。对了,侯孝贤在以小津视角拍摄房间、玄关之外,又喜欢叠上建筑景框,如门框,赋予这些画面外延意义。《我》或许也受影响,如拍摄朱天文夜间下楼照看收养的猫,二楼楼梯口的景深镜头,不远处是窗框后的朱西甯画像,一静一动,一暗一明。片末朱家姐妹在大门里头贴挥春,又是向门框借景。

天文和天心个性迥异。天文喜宅家,摄影机从朱宅对面的胡兰成故居拍摄她对窗写作,在阳台浇花。天心爱趴趴走,导演让她穿街走巷导览,走她的小说角色走过的路线,尤其是小说《古都》的迪化街、温州街、青田街……天心悠悠地说:“这个城市在选择记得什么,忘记什么。”所以小说里的女生重游旧地(“原点”),却如伪观光客,不知身在何处(市区重建的结果),放声大哭。

《愿》有个镜头,父母生前在家笔耕的一横一竖摆成L形的书桌,母不时提笔忘字,扭头问父这个字怎么写。《我》里的天心与唐诺夫妇爱上咖啡座,各占一张餐桌,面对面各自低头写作,偶尔抬头问对方:这个字怎么写。瞧这一家子。

《愿》和《我》是即将在本地举行的“他们在岛屿写作Ⅲ”文学电影节的参展影片。详情可上网:peatix.com/event/333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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