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纤纤素手，先开始“念台词”。
香港电影《像我这样的爱情》第一幕，阿妹（廖子妤饰）独臥阴暗的闺房，隔着衣裤以左手触摸胸脯与下体。镜头特写她扭曲的手腕，僵硬的指节——那是一只被命运缠绕的手，却执意去探索快感。观众尴尬地被迫直视：当世界剥夺她几乎一切行动能力时，这只自慰的左手仍在宣告她的存在。这个“劈头就羞”的开场，竟是角色与主题的一次精准设定。
她患有脑性麻痹，智力正常，但右半身肌肉痉挛。左手还能使唤，右手则长年蜷曲成拳——医学上称之为“肌张力过高”，但在电影中成为一种象征：她那无法松开的右手，仿佛是社会、母亲、命运共同施加的枷锁；而能勉强自由活动的左手，则是她与世界互动的唯一纽带。她以此手画画、打字、系轮椅安全带；也以此手触摸自己和他人，摸索出一条“以手为语”的生存之路。
书写身体语言之手
电影史上，手可以是影像叙事里具高度隐喻性的媒介。它是行动的起点，也是情感的延伸。法国新浪潮导演Jean-Luc Godard（高达）的《轻蔑》（Contempt）里，男女主角的手反复伸出又退回，成为爱情裂缝的具象；《铁达尼号》（Titanic）中，杰克与露丝在雾气弥漫的汽车内紧握双手，那一道掌印，是欲望的印记，也是灵魂碰撞的证据；《天马行空》（也称《妈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则以一双荒诞的“香肠手”提醒人类：即便多重宇宙再混乱，爱的触感仍是唯一真实。手能打破语言的界限，也能揭露人类的孤独。
相比这些象征与戏剧性的“手”，《像》把“手”还原为脆弱的生理事实——一只能动，一只不能。它没有雕塑美感，也没有浪漫姿势，却在极度受限的身体里，孕育出最纯粹的意志。导演谭惠贞让镜头一次次停留在阿妹的手上——那不只是叙事的细节，而是一种持续书写的身体语言。
阿妹的手，首先是“读世之手”。
在美术课上，她以左手握红铅笔为盆栽写生。这场戏精准揭示她如何以残缺之身维系对世界的感知。她借由线条与颜色确认事物的形状，确认自己仍能读懂世界，且能在心中构筑一个更美的世界的化身。
其次是“触世之手”。
她能用左手敲打键盘，也是她抵抗命运的最后工具。她以这一只手，越过过度保护的母亲的禁区，连上世界，也连上自己的欲望。她上网搜索的是一个义工组织——为身心障碍者提供性协助的团体——他们也需要，也有性权益，但生理状态成了他们寻找伴侣的阻碍。谭导的处理克制、正面看待，而无猎奇（现实中台湾有类似组织“手天使”，成为电影作者的灵感来源）。
接着是“触爱之手”。
Ken（陈家乐饰）作为她的性义工，却是一个同样孤独、温柔的青年。影片最动人的片段，是他为阿妹按摩僵硬的右手。镜头紧贴一粗犷一细致的手，他一寸寸抚顺，掰开她蜷曲的指节。那是一种学习：学习如何以手去理解另一个人的存在。阿妹的身体在他的掌心里第一次被真正“听懂”。那一刻，她的笑声带着颤抖，却也是自由的开端。
两种残缺的共鸣
影片里，每一双被拍了特写的手都在定义亲密的性质：母亲的手游移于呵护与禁锢之间，Ken的手在抚慰；唯独阿妹的手――在寻找。那始终握拳的右手，是社会与命运共同塑造的“道德之拳”。当她和Ken终究相知相爱，经历身体交融的高潮后，她的右手奇迹般地松开了，如同松开世界强加给她的身份与羞耻，成为一种静默的解放。
其实，了解了Ken如何走进阿妹的生命，也要了解阿妹如何走进Ken的生命。Ken背负着曾经与他相依为命的失婚、病重而厌世的姐姐的烙痕，当起义工去安抚他人，却无力安抚自己。这不是健全者施恩于弱者，而是两种残缺的共鸣。电影作者用姐姐的绝望映照阿妹的渴望——Ken的心夹在两人之间：一边是生命力耗尽的女人，一边是仍想触摸世界的女人。他在姐姐身上体验生命将尽的寂冷，然后在阿妹身上感受生命缓缓复燃。阿妹是Ken的小太阳。
那一刻，他们十指紧扣的手，也是重新握住了自己的手。
《像》片是香港电影巡礼的参展片，21日晚上7时放映，仅此一场。购票可上网shorturl.at/ofFo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