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激励措施企业能源转型举步维艰

净零排放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全球议题。然而，满足生产需求的同时实践绿色转型，对于很多企业似乎处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困境。甚至已经有能源巨头开始抛弃净零计划，进一步引发社会对净零排放是否可行的担忧。

企业缘何难以实现净零目标？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副总裁兼永续发展主管伍尔夫（Charlotte Wolff-Bye）日前在亚太石油会议（APPEC）上指出，阻碍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缺乏激励措施。

“也许政府负担不起（能源转型），或者他们不太确定如何利用税收减免或激励措施，因为这相当困难。在一些机制起作用之前，往往需要经历多次调整。”

她认为，当前亚洲已释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但相关法规依然缺失，落后于美国和欧盟。

美国去年通过了涉及5000亿美元支出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简称IRA），该法案为绿色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重大的税收激励措施，以推动能源转型，应对气候挑战。

欧盟方面，碳边界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简称CBAM）将于今年10月开始试运行，2026年正式起征，要求进口或出口的高碳产品缴纳或退还相应的税费或碳配额。欧盟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征收碳关税的经济体。

反观亚细安，10国中已有八国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但大多数国家并未出台硬性的法规来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新加坡是亚细安地区唯一向企业征收碳税的国家。当前税率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5元，根据《碳定价（修正）法案》，从明年起将碳信用价格提高至每吨25元，从2026年起提高至每吨46元，预计到2030年提高至每吨50元至80元。

这意味着企业要为碳排放付出高昂代价。8月，欧洲石油巨头蚬壳公司（Shell）传出欲脱售它在新加坡的炼油和石化厂的消息。随后，蚬壳证实终止了全球最大碳补偿计划（carbon offset programme）。过去两年，蚬壳在碳补偿计划中花费了9500万美元，但收效甚微。

对企业和政府来说，牺牲相当一部分经济利益而投身净零目标，这个过程常伴随阵痛。也正因此，比起壮士断腕般的征税和强制减排，亚细安国家在拥抱新能源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和果断。

根据马来亚银行的一份最新报告，东南亚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正显著增长，包括电子、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等方面。

报告指出，自2019年以来，电动汽车供应链的不同环节，从镍矿采掘和冶炼，到电池和零部件制造，再到整车生产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都在东南亚扎根。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支持政策，在能源变革中寻找新的增长点。

例如，泰国为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激励措施，包括减免税收和降低进口原材料关税等；马来西亚对特斯拉即将设立的地区总部豁免了“土著居民持有至少30%股权”的限制；菲律宾于2021年重启了已中断九年的镍矿开采；越南本土电动汽车制造商VinFast成功上市，每年可生产25万辆汽车。

另一个增长领域是可再生能源。2022年亚细安的能源新增产能中，燃煤发电4327兆瓦，占比达30%，水能、太阳能和风能总发电量为3072兆瓦，正在迅速赶上煤炭的增量。

其中，越南在可再生能源采用方面取得了最大进展，拥有亚细安近70%的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

报告指出，政府政策将是推动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例如，马来西亚政府发布了新能源过渡路线图（NETR），目标是将可再生能源占比从2035年的40%提高到2050年的70%。印度尼西亚政府则将目光投向太阳能，因此计划禁止石英砂出口。

不过，伍尔夫在亚太石油会议上坦言，即使有大量新能源投入使用，碳氢化合物能源到2050年仍会继续存在。

她强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从褐色到绿色的转变，我们必须在投资新能源的同时对现有系统进行去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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