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定价政策给公用事业和交通等关键领域带来不成比例的冲击，这些影响之后会通过生产关联网络逐步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中。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星期一（10月28日）发布的《宏观经济评估》收录一篇关于碳定价政策对亚洲影响的特别撰文。文章指出，碳定价在亚洲的采纳程度并不如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广泛，部分原因在于落实存在挑战，以及市场对政策潜在影响的担忧。
在亚洲，各国采用的碳定价政策各不相同，其中最常见的机制是排放交易体系（Emission Trading Scheme，简称ETS）。实施这个机制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
排放交易体系是一种合规市场的机制，这一般上由政府针对不同的行业，每年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上限，并经由逐年递减的方式，督促企业减排。
碳税导致成本上涨 或波及关联企业
相比之下，碳税政策在亚洲不那么广泛使用，但市场对采用这类措施的兴趣有所提高。例如，日本在2012年实施碳税，但碳税价格依旧非常低，每公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为2美元左右（约2.65新元）。
新加坡是亚细安国家中第一个实施碳税的国家。我国于2019年推出碳税，2019年至2023年期间，征收每公吨5元的税额。印尼则从2022年起对燃煤电厂征收每公吨3万印尼盾（约2.52新元）的碳税。
为加速减排，自今年起，我国分阶段上调碳税，2024年和2025年每公吨的税额增至25元，目标是到2030年增至每公吨50元至80元。
报告指出，若看亚洲九个市场（中国大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香港、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的情况，公用事业领域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占了总碳排放量约80％。这意味着，这个领域缴付的平均有效碳税率最高。在这之后是交通领域，尤其是航空业和船运业，它们须交付的碳税第二高。
碳税对上述领域的冲击最大，这些业者或许会把成本上升转嫁给上游领域，以致其他行业也受到非直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