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工作不应把昨日的失败作为今日的唯一衡量标准，“监管更应着眼未来，在坚守稳健底线的同时，为创新模式保留成长空间”。
星展集团前总裁高博德（Piyush Gupta）星期一（11月3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的“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系列讲座”（IPS-Nathan Lecture）的演讲中，提出这一观点。他是第17届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院士（S R Nathan Fellow）。
他说，监管要在信任与创新之间取得审慎平衡。“从人性来说，如果一刀切说‘不可以’，往往只会把有风险的活动挤出受监管的版图，流向私募信贷等更不透明的‘影子角落’，反而更难以管控。”
因此，新加坡采用分级监管与监管沙盒的做法。“先小规模试验、再逐步扩大”，在资本、流动性与操作边界都经过验证后再有序扩容，由此避免了监管真空导致的风险外溢和连锁影响。
高博德强调：“任何时候都要把握好天平的两端。否则要么扼杀创新，要么导致风险累积在看不见的角落。”
数码化浪潮下 金融风险面临跨领域传导挑战
他在讲座中提出，数码化与金融科技，是过去10年重塑全球及新加坡金融格局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它改变了谁能参与金融体系、资金如何流动，也改变了风险的传导方式。
从实时转账到扫码支付，从电商平台提供“先买后付”，到科技企业涉足保险与理财，金融服务的边界正迅速模糊。
数码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伴生风险，来自技术本身（如运营与流动性风险），或来自技术滥用（如网络犯罪与诈骗）等。防范这类风险，将是长期工程。
他指出，金融科技平台与银行之间通常存在授信、支付或服务合作的“连通器”关系。一旦这些平台在无序扩张中出现支付或信用问题，风险可能向银行体系传导，形成连锁反应。
因此，新加坡的做法是把资本与流动性要求适度延伸至非银领域，确保新进入者具备足够的损失吸收能力和市场缓冲空间，避免一旦出事由公众承担代价。
他指出，传统的银行监管逻辑是“保护存款人，并由股东先承担亏损”，但如果股东亏损过多，银行资本准备不足，风险就会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扩散。这正是监管要求金融参与者须拥有最低限度资本金的根本原因。
同样的道理也应适用于非银行机构及金融科技平台。通过设定合理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以确保它们具备应对冲击的能力，才能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