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联合早报·交流站》刊登的《组屋物品回收箱形同虚设》，作者吴泉伸将新加坡回收率偏低归咎于拾荒者，我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这些拾荒老人凭着绵薄之力，反而为提升我国的回收率略尽心力。
物品回收的关键在于源头分类。我在欧洲留学、工作期间观察到，北欧、德国、英国等都要求家庭对可回收物细致分类。我国的回收箱则是大杂烩，包括生活垃圾什么的都往里面扔，许多即使能够回收的物品，往往被污染而失去回收价值。再加上新加坡气候潮湿多雨，一场雨下来，箱内存放的报纸、书籍，以及堆放在箱外的大型纸箱，往往被淋湿沤烂。拾荒族去芜存菁，分门别类，把废物化为资源，转售给回收商，可谓功莫大焉。
在我和许多朋友看来，我国的回收箱实在不怎样，不过是给环保人士的一种心理安慰。不知吴先生是否留意过回收箱的处理过程：不少时候是整箱的生活垃圾和可回收物品一并倒入回收车压缩。至于公寓区情况，由清洁公司承包管理，工人为节省时间，常常把回收箱里的东西直接倒入一并压缩。毕竟，他们的职责是保洁，而非环保。
依我之见，我国回收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年来人工成本不断上升，回收价格走低，商家自然失去精细分拣的动力。人工成本上升的趋势，也可从“加龙古尼”的消失略见端倪。30年前，我在组屋区一天能听到几次加龙古尼的吆喝声，如今已难得一闻。
10多年前，我国有一项很不错的环保活动“垃圾换现金”（Trash for Cash）。居民每周都把可回收的物品分门别类，卖给设在组屋楼下的回收站，这是一个多赢的好办法。近年来也许是人工成本上涨，这项活动在许多地方都停了。听住在西北部的朋友说他们那里还有，只是由每周一次改为每月一次。然而，废物在家中堆放一个月既不方便，又容易遗忘具体日期，导致成效大打折扣。
环保不能只停留在对民众的道德劝导，更须要奖惩并施，尤其在源头分类这一环节。“奖”，就是给予回收返利，鼓励公众分类投放；“惩”，则是对可回收物品征收回收费，相当于惩罚那些用完随手丢弃的人。在北欧与德国，商场普遍设有回收点，回收本店售出的饮料罐与啤酒瓶；街头的流浪汉也会收集酒吧外的空罐瓶，换取几个小钱。
相比于德国要求商家回收、增加商家成本，我认为我国此前的“垃圾换现金”做法更为有效。与其花费大量资金和精力向每家派送回收盒、回收袋，搞环保宣传，甚至苛责垃圾回收公司，不如想办法激励更多民众在源头分类和分拣。同时，可结合对低收入、低技能人群的资助，让他们在“垃圾换现金”回收站工作，形成多赢局面。相比之下，如果政策的重点仅是通过缩小回收箱口径来限制拾荒族拾荒，反而本末倒置，难称善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