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大同中的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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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长陈振声11月24日在李光耀双语基金10周年纪念活动上说,因种种分歧而面临分化的当今世界,以双语掌握能力作为建立身份认同的根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他重申我国推动双语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应发挥独到之处,弥合分歧,与世界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建立联系。

我们能否以双语能力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标志”,在于双语教育的成败。双语教育的重要,从建国第一天讲到今天,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阻力,即使双语教育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们还是会听到独尊英语、反对双语教育的声音或潜台词,否则政府也就无须时常重申立场。

“身份认同”也因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面对新的考验,大体上,“新加坡人”的身份是不同种族国人的共识,但从财政部长黄循财更早一天的演讲,可以觉察到政府也有其长远的顾虑。

黄循财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与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联办,以“新部落主义”为主题的座谈会上说,人类的本能是寻找与自己相似的人,使得“新部落主义”在世界各地兴起。“部落身份认同”一旦生根,就很难达成任何协议,情况只会螺旋式地恶化,新加坡人因此必须抗拒这种本能。他所说的这种人类的“本能”已在不同领域中反映出来,例如在娱乐圈,不同的粉丝群就是在人们不同的认同心理下形成的。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社会,在“大同”的生活空间里有形形色色的小不同,即使同是华人社群,也会根据血缘、地缘的不同而生出或深或浅的部落情绪。

美国著名历史与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在2018年出版的一本新著作,书名就叫做《身份认同》(Identity)。他在序言中说,要不是特朗普在2016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当选,这本书也就不会面世。

他说,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的体系便已为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所腐蚀,并处于无法改革的僵硬局面,特朗普本身便是这种腐败制度下的产物和贡献者。

福山引用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话:“人类的历史便是由认同感的斗争所驱动,合理的解决办法在于对人的尊严的‘普世认可’(universal recognition),但这种普世认可又受到民族、宗教、族群和性别种种的区分所挑战。”

“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崛起是现代民主政治面临的威胁之一,除非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对人类尊严的一种“普世认可”,否则我们注定要面对无休止的冲突。

福山趋向悲观的论点,不断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就以眼前西方由冠病疫苗引发的正反两面的矛盾来看,反对受“差异对待”的拒绝接种疫苗者,从示威抗议走向暴力冲突,基本上就是为了充分争取个人作为人的尊严。

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是社会制度变化的产物和推动者,不同学派都在博取掌握权力者的认同,什么流派占优势,全看统治者的喜恶。

西方所说的“普世认可”类似中国古代儒家向往的“大同”理想世界,始终是一种理想,但没有理想就没有追求,没有追求就没有进步。

在性别的问题上,LGBTQ(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阵营在西方的势力也逐渐向全世界蔓延,亚洲国家在这方面相对保守的立场,正不断受到冲击。黄循财对这个群体说,人们对这个问题有着非常强烈的观点,世界各地如此,新加坡也是如此。

他说:“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一直与不同群体交谈,包括LGBTQ、宗教团体、年轻人和年长者。你可以明显感受到,看法和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年轻人尤为显著,但整个社会都在转变。”这一段话也许是他在座谈会上的一个重要表态,他也不忘强调,在种种分歧中求取平衡点的重要性。

民主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自尊心强,他们的投票意向取决于哪一个政党更加尊重他们。

宗教信仰影响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这类日常例子,不胜枚举。一场丧礼可以分化家人,主要是不同信仰者都认为自己的尊严凌驾于别人。长远而言,这可能为宗教和谐埋下恶因。

新加坡未来的进步将取决于政府如何在满足个人欲望、尊重个人尊严之际维护国家社会利益,在种种不同的争议中消除冲突的导火线。

但我国多年的社会与宗教和谐,很容易模糊一些隐性问题的存在。

基于宗教、语言、价值观的不同而生出的排他心理,是否已经在社会中悄悄滋长,是我们在讨论认同感的追求和“新部落主义”的问题时所不能忽略的。

由于人生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分歧,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已超越双语能力的“标志”,双语能力不强的人不会认为他们的新加坡人身份因此而比别人弱。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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