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小国还能大外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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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浪潮减退的情况下,新加坡领导人更必须不断扩大活动舞台,与更多国家的利益挂钩,让更多国家在乎我们……

我国能继续发挥国际影响力吗?

换个角度来问,10年后的新加坡,还会有人在乎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得先问:今天的新加坡在国际上真的有影响力吗?

新加坡一贯不说我们能否发挥影响力,而是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否仍有所作为,我们的存在对国际社会是否具有“相关性“(relevance)。在新旧领导层交替时刻,国际“相关性”的命题显得更为重要。

财政部长黄循财在本月14日获党内确立为第四代团队领军人之后,即风尘仆仆启程飞往美国。这在网上引来一些不着边际的猜测。

过去几天,他会见美国政要,与国际金融公司、美国联邦储备局领导人等等会谈,在重要会议上发表演讲,出席二十国集团(G20)会议,看来10天的行程排得满满。

他在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2年宏观周上发表专题演讲,谈国家与政府财政支出功能,必须重新定位在“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建设长期集体能力”之上,目的在于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增长、包容,以及可持续发展三大结构性挑战。

黄循财在专题演讲中强调,各国必须重新定义财政政策,更新社会契约。

“更新社会契约”的表述,新加坡人也许已经耳熟能详,黄循财把新加坡的经验带到国际论坛上,与其他国家分享。

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钱怎么花,以及花在哪里?”

提高生产力、应对社会不平等、重新启动社会流动性,这些似乎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才会优先考虑的事项。对于穷国,解决基本民生才是硬道理,什么绿色经济、绿色能源也都是奢谈。

与新加坡的发展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国家,面对其他不同的问题,如政治动乱、贪污腐败、政治领袖成了“窃国者”……

新加坡的成功方案,是经过我们本身验证过的。增建关键基础设施、投资于幼儿早期发展、形成包容性,让不同经济社会背景的居民以适当比例混居,以及改革退休福利和医疗保健等等,新加坡所能做到的,对其他国家可能只是一种理想而已。

政府最近宣布,将在南部濒水区的吉宝俱乐部现址,兴建6000个组屋和3000个私宅单位,首批组屋会在三年内推出。如此“新加坡式的宏愿”,对无法解决人民基本衣食住行的国家和地区,只能让别人空羡慕。

去年出台在黄金地段建组屋的政策,核心精神是通过一些措施,确保本地公共住房得到合理的分配,并同时设置一些机制,防止受大幅度津贴的公共住房,成为部分人的牟利工具。

今天在大多数的城市,社会不平等现象反映在人民的居住环境上,富人占有更多的黄金土地,穷人则越来越被边缘化,不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50年前,新加坡在成本昂贵的填土地带上发展出马林百列组屋区,这种“划时代”的不符合经济考量的做法,多年来已成绝唱。

去年这曲“绝唱”却又配上新词,以“破除不公平、不平等”的理念,在新时代下再版推出,有其更深层的意涵。它已不是纯粹解决人们住屋需求那么简单。

新加坡是个小岛国,经过多年的建设,地铁路线和巴士网络四通八达,而且还在不断扩充。严格来说,岛国上已经不存在交通不便的“犄角旮旯”,生活环境高度绿化、便利化、人性化,住在哪里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人们对住处的优先考虑,更多在于是否靠近工作地点或是毗邻孩子的学校。

所以,缺乏了大赚一笔的“彩票效应”,黄金地段组屋对于年轻一代买主的吸引力,更多是在心理上的。这项政策让人隐约听到背后的潜台词:鼓励年轻一代组织家庭,生儿育女。

整体而言,新加坡的生活环境硬件完备、软件设想周到,经常在“宜居城市”的国际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年轻一代对于生育大事却仍旧意兴阑珊,实在难以说得过去。

当新加坡领导人或是政府部门的高官在接待外来贵宾或是在重要国际会议上,分享新加坡的成就时,新加坡成功背后的政治、社会因素却往往受人忽略。

在国际形势恶化的大局下,新加坡成功模式的可持续性也在面临挑战。

全球化浪潮正在减退,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脱钩性全球化”(decoupled globalisation)。黄循财认为,我们必须为世界政治分化而出现的世界经济分化局面做好准备。

我国第四代接班人在这个险恶形势下挑起更大的担子,除了向建国先驱人物、立国一代的奋斗精神吸取养分之外,还须寻找X因素,激发新的动力。

在全球化浪潮减退的情况下,新加坡领导人更必须不断扩大活动舞台,与更多国家的利益挂钩,让更多国家在乎我们,在乎我们的发展经验和克服困难的信心。

黄循财接下来免不了得更加忙碌地奔走于国际社会。对于两三年内就要接班的未来总理,国际上的频频曝光,是正式接班前的必要磨练。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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