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养士千日用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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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士千日,用在一时,这一场抗疫战乃是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人才体制的磨练。(白艳琳摄)
养士千日,用在一时,这一场抗疫战乃是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人才体制的磨练。(白艳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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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赏,可以无赏”时,政府应该摒除政治因素的考量,一视同仁,该赏就赏。

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苏轼在宋仁宗执政初年,上京参加“高考”,交出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仅600字,借古论今;主考官欧阳修一面读一面冒汗,直呼“快哉快哉”。

此文文风直追韩愈和柳宗元,说理通透,结构严谨。才20岁上下的苏轼在文中提出刑罚和奖赏的原则,必须符合“仁”和“义”的标准。他说奖赏可以过头,但刑罚不可过头,赏或罚须以忠厚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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