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乃至更广泛的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掀起一场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大讨论。其中，以日裔学者福山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理论最具代表性，几乎构成这一讨论的两个极端：一端是自由、民主与理性世界的到来，另一端则是认同、宗教与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深受黑格尔关于历史是理性与自由不断实现过程这一思想的影响，福山在1989年的论文以及1992年的著作中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意识形态竞争和冲突（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已经结束，未来的政治发展和国际秩序，将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最终形态。此后10多年（尤其是在2001年之前），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例如民主化浪潮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印证福山的判断。

福山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1990年代初期中东政治走向。首先，以拉宾和佩雷斯为代表的以色列工党政府上台；其次，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斡旋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在1993年达成奥斯陆协议，使“两国方案”成为当时双方普遍接受的解决巴以冲突的重要框架。为此，阿拉法特、拉宾和佩雷斯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