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惠颖镜头下的家族情书 凝视半世纪农业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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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胡惠颖摄影展“耕”,透过长达12年的镜头记录家族农场五六十年来的兴衰缩影,映照出新加坡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挡。

本地自由摄影师胡惠颖(39岁)的第一个及第二次个展,都与她生长的胡氏家族农场紧密相关,通过她长达12年的镜头记录,我们得以窥探一个家族农场五六十年来的兴衰缩影,映照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挡。

两次个展中文名皆为“耕”,英文名从2015年的“We Are Farmers”变成“We Were Farmers”,占地2.4公顷的“胡进发水耕农场”因为土地被征用,最终在去年年底拆除铲平,成为过去式。胡惠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这次个展是比较完整的纪实报道,通过58张摄影,结合家庭档案文献照片、报章报道等展出。

胡惠颖说:“这次作品也见证了我作为摄影师的整个过程。2008年最初拍摄农场时,我用黑白照,出国(英国伦敦传播学院)读摄影(新闻和纪实摄影硕士课程)后,摄影风格出现改变,改用彩色胶卷。最初我想做新闻摄影,黑白时期注重活动中的影像,彩色照片则注重氛围,传达内心的感情,流露安静缓慢的步伐。”

摄影展以主题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农场的日常生活,家人一星期七天忙碌工作的身影,伏桌休息或睡午觉,还有中元节祭拜活动;第二部分着重摄影师内心的情感与家人的关系。穿插这两部分是胡家从1960年代至2020年经营农场及摄影师个人生命历程的双重时间线。

用摄影拉近家人距离

胡惠颖祖母(右)与姑姑在农场工作。(胡惠颖摄)

胡惠颖说,祖父早逝,祖母向来是家中核心人物,在2014年去世后,爸爸叔叔都少了动力,家庭注意力分散了。农场是整个大家庭的支柱,是胡家联络感情的所在。胡惠颖与妹妹、小叔都在农场举办婚礼,胡惠颖婚礼给宾客的伴手礼是农场种植的香草。农场铲平后,大家比较少见面,彼此的冲突较少,也没有做生意的压力。今年的农历新年是第一次胡家无法团聚庆祝。胡惠颖爸爸难以适应退休生涯,与他人结伴去走路。

刚开始摄影时,胡惠颖没想到以家庭为对象,但在2007年,突如其来的脑膜炎使她陷入昏迷,醒后重审自己的人生,发现唯一的遗憾就是与家人不亲。她说,当时父母不太了解她在做什么,也不太赞成她从事不能当饭吃的摄影工作。她进入农场拍摄,妈妈、妹妹、姑姑都在,与大家庭拉近了距离,摄影作品可说是她致农场、家庭的情书。

现在,父母亲都支持胡惠颖的摄影,也资助她出国读摄影,本想在国外工作的她最后选择回新与家人在一起。因为自由摄影工作不稳定,这几年,胡惠颖也在农场帮忙,想过接手农场,但做了以后才发现,农场经营很困难,需要一组人一起干,如果堂兄妹不感兴趣,都觉得很辛苦就不得不放弃了;若果标新土地继续经营,费用可观。

胡惠颖说:“能在新加坡的农场中生长,是很难得的经验,很值得珍惜。”因为做记录,胡惠颖联系上曾祖父之前经营的养猪场。第一代农场主胡进发在杨厝港经营椰子园,后因土地被征用,在1970年代搬到榜鹅经营养猪场,1990年代改在义顺经营水耕农场。

探索改造家庭的外在力量

摄影师胡惠颖(左)在农场举办婚礼。(受访者提供)

当胡惠颖把镜头转向家人,她是摄影师,也是家庭成员之一,她的照片是对摄影师与所拍摄对象关系的注释,她关注自己的身份如何与家庭、环境产生联系。作为纪实摄影师,她同时以参与及旁观者视角记录。她说:“我的家庭不仅仅是一个主题。他们是我研究认同身份和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媒介——他们的和我的。”

胡惠颖说,这个项目也通过绘制个人和集体历史的十字路口,探索家庭如何被经济和政治力量塑造改变。家庭事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其视觉实践,或可了解曾在新加坡很常见的家族企业和多代家庭为何没落中。

胡惠颖目前有两个开展已10年的长期摄影项目,都与环境与人的主题相关:老挝的铁路计划和湄公河建水坝计划,因为疫情暂时搁置。因亲身经历农场的兴衰,她能了解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与感受。

胡惠颖曾入围2013年Icon干邑蓝带摄影奖,获2018年亚洲隐形摄影师大奖纪录奖,获选参加世界新闻图片6×6全球人才计划,并为《纽约时报》等特约摄影。

展览即日起至8月29日,星期二至六从中午12时至晚上7时,星期日至下午4时,在Objectifs的Chapel展厅(155 Middle Road S188977)展出。配合展览出版新书,胡惠颖也会举办对话会与种植工作坊,公众可上网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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