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莫是在2003-2004年间，新华老作家谢克在接受口述历史中心研究员赖素春访谈时说，张曦娜之所以在1980年代参加文艺创作比赛时，创作内容比较敏感的小说，例如突出华文教育课题、左翼人士的遭遇等，平时倒不见得她发表类似题材的小说，这可能是因为如果不是因参加比赛，那平时这类题材的小说比较难以让报章副刊编辑接受。

作为一名资深的作家和退休的副刊编辑，谢克当时是从作者与编辑的角度来揣摩1980年代张曦娜只在参加比赛时才创作题材敏感的小说的心理。如果这样的揣摩是正确的话，那么，时移世易，《联合早报·文艺城》在2023年8月中旬和11月下旬先后发表张曦娜的短篇小说《在北角》和《边城2009》，无疑昭示着外在环境条件较为宽松的情况下，新加坡华文报章副刊编辑在接受文学创作的尺度上，已突破许多无形的禁忌与禁区。

《在北角》和《边城2009》是两篇蕴蓄人道主义精神与充满批判意识的小说，前者的时代背景可追溯到1948年英国殖民地政府在马来半岛颁布紧急法令，1956年新加坡林有福政府展开打压反殖活动，发动大规模搜捕行动；后者的时代背景可追溯到1976年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展开逮捕行动。尽管时代背景不同，但两篇小说的主角却不约而同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流放者——无论是在客观环境下的被迫流放，或在主观意愿上的自我流放。

初读《在北角》，不禁将之与张曦娜作于1997年的短篇小说《爵士·雕像与我爸》做一联想。《爵士·雕像与我爸》从未在报章上发表，而是直接收入作者的小说选集中。这篇中心思想为“去殖民化”的小说，书写了1950年代中期那风云雷动的反殖民地主义时代，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如何影响新加坡人民的生活，并从侧面折射出时代的狂澜与悲歌中新加坡艰辛的建国之路。然而，与先辈们循规蹈矩的叙事方式不同的是，张曦娜颠覆和挑战了主流叙述的权威性和正统性，她以宽广的视角，从对新加坡开埠功臣莱佛士爵士的模糊了解到对英国殖民地统治意义的清晰辩证，从对反殖民地运动人士的政治牢狱的诘问到对岛国华文教育的积弱难返的探讨，这些历史课题的回顾与检视，富含强化新加坡人历史意识的正面意义。

思考空间延伸到海外

如果说《爵士·雕像与我爸》是张曦娜在本土反思新加坡的历史，反思去殖民化问题，那么，《在北角》便是把这种思考空间延伸到海外。小说中的舒晴“两年前辞职读硕士学位，研究1948年殖民地政府颁发的马来亚紧急法令，她尤其关注的，是当时在法令下，长期被关进牢里或被驱逐出境的一群反殖运动参与者”。这个视角决定了《在北角》去殖民化的历史纵深感。

在《在北角》中，张曦娜从当年一群因意识形态与当局相左而遭到驱逐／流放的际遇，来还原二战后至新加坡自治前的政治生态：

“接连三个晚上，舒晴在酒店里读了范亚辉的故事，联想到外公云唯国，两人同样是新马独立运动的参与者，但外公去世得早，生前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读范亚辉的回忆录她竟有种奇怪的代入感，好像外公和她说着话。

“从回忆录里，舒晴知道，范亚辉是于1956年，被林有福政府拘捕。那年4月，马绍尔率领新加坡各党派代表团前往伦敦，与英国政府就新加坡自治宪制展开谈判，结果谈判破裂。马绍尔宣布辞职后，接任首席部长的林有福随即打压反殖活动，发动一系列大规模搜捕行动，将工运人士、教师和学生关进牢里或驱逐出境。”

除了范亚辉与陈雅玲夫妇外，在小说中，作者也安排舒晴与颜炳仁和王其光见面。后两人“都是新加坡人，都在不同时候被殖民地政府援引紧急法令驱逐出境，他们也都在中国生活过，1980年代先后到了香港定居。”

从作者的陈述中，读者得以知道：“三人中颜炳仁的年纪最大，也最早被遣送到中国。那天颜炳仁谈起往事。以乡音未改的南洋华语说，我在1949年就被逼离开新加坡，在这之前，我一直都认定，马来亚是我生根的地方。怎会想到，殖民地政府1948年颁布了紧急法令，1949年就将我关进牢里。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马来亚人，可被拘留后，如果我选择留在马来亚，就得坐上十年八年的牢，但我不想长期失去自由，最后决定离开。”

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张曦娜一下子说“颜炳仁和王其光都是新加坡人”，一下子又说“颜炳仁是土生土长的马来亚人”，他到底是新加坡人还是马来亚人？

这个问题涉及对历史的认知。早在1946年1月，当英国殖民地政府组成马来亚联邦（同年4月改名为“马来亚联合邦”）的时候，原本以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组成的海峡殖民地已不复存在，新加坡成为皇家殖民地，直接归属英国管辖，包含新、马在内的“英属马来亚”时代（1874-1957）其实已被解构。尽管如此，在新马两地的华人心中，“新马一家”的观念仍根深蒂固。

根据小说的叙述，王其光被捕时不过20岁，那时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之前他做过油漆工，卖过汽水，虽然收入微薄，但因为交上一些好朋友，日子过得充实。他当时的一群朋友思想进步，他们教会他许多道理，例如做人不仅要为自己而活，在那个年代，他们要做的，就是推翻殖民统治，争取自由和民主。渐渐地，王其光也开始和朋友们一起投身反殖民统治的运动中。

可以说，《在北角》中，包括作者未出场的外公云唯国、范亚辉与陈雅玲夫妇、颜炳仁、王其光，都是典型的怀抱反殖民热情的政治犯，小说去殖民化的意味十分浓厚。借助舒晴的自白，张曦娜对于这个历史课题有着更为宏大的叙述蓝图，那就是：“我想要研究的是，究竟那个时代告诉了我们什么，掩盖了什么，又给我们留下些什么？这不但和历史有关，也和我们的身份认同有关，而这几十年来，我们却在有意无意间，把历史埋葬掉了。随着那一代人的渐渐离去，这段历史肯定越埋越深。”

虚实相生的文学魅力

倘若说《在北角》中流放者的故事是基于1940年代至1950年代的史实，且凭借作者的想象力建构起来的，那么，《边城2009》同样具有这种虚实相生的文学魅力。张曦娜曾到过马泰边境的边城勿洞，所以才能描写该地方的许多细节，但小说中芸禾的悲剧性故事却是一个“听来的故事”。由于作者在下笔之前曾做了一些资料收集，包括报章新闻，再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与说故事的能力，在小说上篇发表后的当天，就有好友向张曦娜表示，这篇小说令她想起了一个比她低两届的南洋大学女同学的遭遇，因而渴望快点读到下篇。

张曦娜在《边城2009》中借助如薇的视角展开叙事：“1989年12月2日，马来西亚、泰国政府和马共三方，在合艾蠡园签署和平协议，结束了马共多年来在马泰边区和马来西亚境内的武装活动。次日一早，如薇在餐桌上读着新闻，脑子里立刻联想到芸禾。想到和平协议之后，勿洞自此没有了硝烟，这回芸禾肯定会随着部队走出森林，想着想着，她转头对林浩说，都签了和平协议了，芸禾不知道能回到新加坡吗？

“又过了两年，1991年的某一天，如薇早上读报时，在报上读到两篇篇幅特长的专访，文章访问了两名刚从泰国回返新加坡的前马共游击队成员。如薇首先被文章那醒目的标题吸引了，其中一个是《他们走出森林回归祖国》，另一个是大大的四个字《回头是岸》。报道从1976年说起，说是那年5月，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展开一项逮捕行动，拘捕了50名马共人员和亲共分子，当中，大多是戏剧团体的负责人和活跃分子，好几个还是大专院校的学生。

“新闻又说，那一次的逮捕行动中，一些亲共和左倾人士因为害怕被捕而走进森林，从此跟家人切断联系，一直到合艾和平协议之后，才从山林走出来。”

芸禾就是小说中的女主角，“1976年之所以突然就走进森林，是因为那年4月的某个晚上，内部安全局大规模逮捕人，南洋剧社社长和副社长就在那晚进了监牢。芸禾说，社长和副社长都已被捕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逮捕名单中。我不想被捕，更不想被捕后写悔过书，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自己错了，我很害怕，也许我只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当时唯一能做的，只有逃离。”

从1976年至2009年，这一逃就是30多年，即使是在1989年12月合艾和平协议签订之后，也仍有很多昔日来自新加坡的马共成员“没有回家”。他们在加入马共之后的生活，那些令人鼻酸的故事，正是张曦娜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发掘与书写的历史题材。

在《边城2009》中，作者并没有为读者展示太多的昔日马共成员的活动轨迹，只是通过血肉亲情的割舍，云淡风轻地展现属于他们的悲哀。芸禾与丈夫章伟走入森林后，在部队里产下龙凤胎，夫妇俩依据组织规定，孩子出生后即抱出森林外送养，“儿子送给边区一个泰国人的家庭，孩子从小讲泰语，读泰文学校，甚至言行举止也成了泰国人”；“女儿后来在组织安排下，送给了华玲一对姓汪的夫妻抚养”。当初承诺永远不能与女儿相认——即便得知后者正是纪录片《热带雨林纪事》的年轻女导演汪宁宁；人间悲哀事，莫过于此。这与《在北角》中，“范亚辉与陈雅玲膝下没有儿女，两人半辈子相濡以沫，相携从新加坡到伦敦，又从伦敦落脚香港”，读之同样令人感到心酸。

历史论述是理性与冷静的，文学创作是感性与具有温度的；以历史镶嵌进文学创作中，无形中升华了文学的厚重。以新马百姓加入马共的故事为主体的新马文学创作，在数量上近几年来有呈上升的趋势，怀鹰的长篇小说《长夜》即是一例。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类似《在北角》《边城2009》与《长夜》的文学创作，已不可能改变任何社会现状或掀起任何政治波澜，而是作为新马弥足珍贵的历史与人文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