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门剧场是黄翠玲（Claire Wong）和胡兹·苏莱曼（Huzir Sulaiman）的爱情结晶。剧场办公室落户于月眠艺术中心，只见它基本划为两部分，前半部是较为空旷的排练空间，往里走就是办公处。这里以一面书墙为背景，我想象那是两人家中书库的延伸，也是灵感的源泉。办公桌旁坐满剧场人员，桌上堆积着文件、书籍、便条纸，可以联想到这个23岁的剧场从最初三四人，发展到如今规模，各种事情仍在发生，而《联合早报》团队的来访显然是一次有计划的闯入。
多年来，凯门剧场的作品常以个人经历映照历史，如即将在滨海艺术中心“实验剧场”（The Studios）系列中演出的《逃至峇淡岛》（Escape to Batam）。剧中男主角“明”为了逃离日治时期的新加坡，在峇淡岛的乡村里度过年少时代。这部作品展现了明在父亲去世后，对家庭、失去和失落的感悟，他的故事也和女儿的故事互为交织。这恰好启发自黄翠玲父亲的故事，她从跨代际的人生旅程汲取灵感，探索人们如何带着丧亲之痛活下去，如何与依旧在身边的人一起走下去。
先爱上胡兹的剧本
在现实中，黄翠玲和胡兹因戏剧结缘，两人形容能和所爱之人一起做剧场“非常幸运”。1998年，她出演胡兹编剧的《原子再也》（Atomic Jaya），在其中饰演16个角色。“那超级好玩！”她忆述：“当时我刚从纽约读完硕士回来，感觉受了很好的训练，准备大显身手！能演绎这样一部作品真是太棒了，我当时并不认识他，却爱上了他的剧本。他的剧本捕捉到所有角色的细枝末节，当然，这对演员来说非常难，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两人在2001年相恋，并在2002年胡兹执导《占领》（Occupation）一作后，决定一起组剧团。《占领》在当年的新加坡艺术节上演，灵感来自胡兹外婆的日治时期经历。这里发生了一件他们一直津津乐道的事情，这和外婆本人，本地著名女权分子Khatijun Nissa Siraj有关。
外婆看未来孙媳演自己
黄翠玲受访时说：“我在《占领》中扮演胡兹的外婆。首演当晚，她和其他亲戚都坐在观众席间，她本人还坐在活动贵宾纳丹总统夫人的旁边——她和总统伉俪是老朋友了。”胡兹补充：“我外婆就这样一直看着翠玲在台上演自己，外婆嗓门很大，所以你可以听见她对总统夫人说：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胡兹语带甜蜜又幽默地说，突然之间，整个家庭都接受了她，当时是女朋友，很快也成了未婚妻。
这部剧也让两人意识到彼此有共同的艺术感受力，他们喜欢类似的东西：剧场美学、文本的细微精妙之处，演员的立体表演。他们喜欢和观众产生联结。胡兹说：“我们的工作步调有点不同，但艺术认知至少有99%的重叠——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
共同愿景发展本地原创
黄翠玲则提到，他们希望专注在优秀戏剧的传统要素：优秀的剧本、表演、导演，同时融合现代化美学和设计理念。还有一点是新加坡原创作品。“我们经历过一段时期，当时本地原创作品很少，创造出一个培养和发展新加坡原创作品的空间，也是我们的共同愿景。”
凯门剧场近期作品《困难模式》，由剧场副艺术总监黄淑敏编剧，黄翠玲导演，胡兹担任戏剧顾问，这部作品已获选为2028年剑桥O水准英文文学戏剧考题。由戴琰编剧，黄翠玲导演的《宣言之作》则让胡兹时隔多年后“重出江湖”。这是他16年来首次正式演出戏剧，距离上一次由妻子执导则已有21年。
这次重返舞台，对胡兹来说是愉快的体验。“我能体会到她对我的重视，她确保我表现出色，让我看起来很棒，或者让我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她让我在排练中自由发挥，还在我需要确定某个细节时给予指导，比如挑出特定部分来练习节奏和动作，在这里流露情感，但在那里要收敛一些。我非常感激她对细节的关注和在乎，这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一个是青年成长剧，一个是艺术工作者的爱恨情仇，两部剧作都直接而细微地描摹新加坡社会面貌。
黄翠玲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艺术创作上的同伴，同时也是我的人生伴侣。那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会碰到其他情侣，他们会说：‘哇，你们一起工作，怎么做到的？’因为剧场工作既有创意的部分，也有很多人事管理，我们各自有不同的技能和专长，能够成熟看待分歧很重要。”
她形容，他们是彼此最强大的支持者，也是最苛刻的批评者，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对象。
胡兹则说：“我现在意识到，这样的好处是你会很快解决所有纠纷对吧？在工作上碰到难题，我们会想要赶快解决，因为待会晚餐还要和家人们吃饭，我们得在现实生活中找回好心情呀。”反之，在个人生活中产生分歧或激烈的讨论时，也会想赶紧解决，因为明天早上10点还有彩排。
“能和自己爱的人一起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真是一份很棒的礼物。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我经常提醒自己是多么幸运。”
凯门剧场成立之初，只有三四个人，发展到现在有一组艺术管理团队，12名合作艺术家，以及其他合作者。胡兹说，艺术创作经常是孤独的，但能建立起一个社群，是让人感到光荣的。对他而言，能够为合作的编剧担任戏剧顾问或导演，和他们一同完成自己没办法写出的作品，带给他很大喜悦。这大概是剧场成立多年，一个让他感到惊喜的发展。
即将在8月上演的新作《逃至峇淡岛》由黄翠玲与胡兹夫妇联合撰写，黄翠玲执导，胡兹和黄淑敏担任戏剧顾问。
黄翠玲回忆，多年前她到纽约读戏剧硕士班，其中一个课题是家族史，她意识到自己除了父亲和祖父母的全名，其余的知之甚浅。当时她写信给父亲，有点尴尬，但说明目的，是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事。父亲回给她一封长信，开头写到：“我的父母出生在清末时期，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故事由此开始。
至于那段“峇淡岛岁月”，不只是父亲在说，其他叔叔姑姑也都提到了，这让她觉得那段时期似乎非常重要，有诉说的必要。黄翠玲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而她意识到，在和别人提起这些故事时，往往会发现对方也曾听过祖父、母亲说起相似的经历，这些都是有关先辈的珍贵故事。
“我也想谈谈亲身经历的疫情封锁时期的经历，那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时期。我以前总是想，父母曾经活过如此激动人心的时代，我自己又有什么故事可以讲给年轻人听呢？疫情时期的意义尤其重大。”
《逃至峇淡岛》是一场想象中的对话，在她和先父之间。有一些问题没能在他在世时问出口，如今她确定自己想要抵抗“忘记”，而即使是冠病疫情这么近的事件，也难逃逐渐淡忘。
胡兹补充：“作为一种文化、一个社会，我们还没有真正消化那段疫情岁月。我们还没真正审视它对我们的时间和社会观念，以至记忆、家庭、友情的影响。”
他认为，理解日治时期和疫情时期的方法是有共通之处的，这也是一种《逃至峇淡岛》的观看方式。
这不是黄翠玲第一次创作个人故事。她在2006年创作《回忆母亲》（Recalling Mother），讲述了女人和母亲的故事。每次重演都会和另一名创作者诺丽娜·莫哈默德（Noorlinah Mohamed）重新编写，因此在某程度上见证了她们和母亲关系的变化，也随着她们“一起变老”。另一部个人故事则是胡兹的《占领》。
“我们和合作艺术家、朋友或其他熟悉我们作品的人聊起《逃至峇淡岛》，他们就会说，这好像是三部曲，因为三部作品都包含个人故事和历史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