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新展“无畏：女性另造的新境”（Fear No Power: Women Imagining Otherwise）入口处是馆方委托泰国艺术家帕普塔万·苏万纳库特（Phaptawan Suwannakudt，67岁）的新作《太阳的咒语》，点缀了金箔的多联壁画既华美又震撼。
借寺庙壁画与世界沟通
自小在寺庙长大，父亲是壁画家派蓬·苏万纳库特（坦库特），帕普塔万在媒体预展上说：“我的第一个视觉语言是寺庙壁画，借此与世界沟通。父亲逝世后，22岁的我完成了父亲的遗作，成为泰国首位执掌寺庙壁画工坊的女性。《太阳的咒语》不是传统佛教图像叙事，而是通过记忆与概念层叠形式来呈现我50载的艺术实践。”
壁画有儿时仰望的寺庙天花板、聆听父亲吟诗联想的落花、三只象的图腾等。带领工坊15年，完成10座寺院壁画（每件费时一年）以及其他酒店、政府机构大型项目的帕普塔万在1996年移居悉尼后，仍常回国培育壁画传人。《太阳的咒语》外墙的壁画是帕普塔万基于一次被抢劫的不安，对悉达多王子舍弃儿女出家的回应——她与孩子的肖像在莲花池出现，有保护兽，传达母亲为子女创造更美好世界的诉求。
帕普塔万在丙烯画《我的母亲曾是尼姑一》（1998）传达寺庙体系的性别不平等——她的母亲出家后，只被分配到厨房洗碗，无法参与禅修，失望还俗。《女人树》（Nariphon II）是帕普塔万目睹卖面的女童惨遭贩卖沦为雏妓，以泰国佛教神话中结出年轻女子形状果实的女人树加以批判。
表现女性自觉与力量
展览策展人罗欣宜说，这些艺术家经常被贴上“女权主义者”或“女性艺术家”的标签，但是，本展目的并非要将她们归类，而是从她们的作品切入，邀请观者从中去了解她们的生活经历。
展名取自印度尼西亚艺术家多洛罗莎·西纳加（Dolorosa Sinaga，1952年生）的青铜雕塑《无畏权势》（2003），一名被堵住嘴巴的女子伫立，双手紧抱胸前，揭示被掩盖的历史，包括一群女政治犯在1965年大规模暴力事件后，未经审判即遭拘禁。《1965年印尼大屠杀简史》（2015）刻画一名悲痛的女子瘫倒在棺木上的感人形象。策展人林沁怡指出，多洛罗莎的雕塑作品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常常讲述那些被噤声的女性、政治犯以及受影响的家庭的故事。多洛罗莎的另一件雕塑《我们会战斗》在展厅外展示，传达了女性尽管面对挑战仍然团结的精神力量。
展览分成三个部分，“身体思考之处，世界由此开启”展区探索艺术家个人故事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显示出积极主动的女性自觉与力量。菲律宾艺术家伊梅尔达·卡希佩·恩达亚（Imelda Cajipe Endaya，1949年生）早期蚀刻版画反映了为人母的日常点滴。马来西亚艺术家尼尔玛拉·杜特（Nirmala Dutt，1941-2016）在布面拼贴与丙烯《自画像》（1999）中，将个人照与复印件并置，凝视观者大喊：“你们何时才会喊停！何时才会停止！”
直面时代拒绝沉默
“拒绝与希望”展区展示了艺术家直面时代，在全球性政治、社会与环境不公面前拒绝沉默，微小的抵抗之举，展现出宏大的文化与社会变革愿景。尼尔玛拉的亚克力画《反核作品（广岛纪念日）》以爪哇皮影戏反讽全球冷战政治的运作与其反战立场。伊梅尔达借纸本水彩《就像女性力量／停止核电站》，抗议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火山活跃的巴丹建立核电站之举。
新加坡艺术家王良吟（1951年生）与Twardzik Ching Chor Leng、 Vincent Twardzik Ching合作的行为艺术《家政服务》（2003），在四个月间为逾20户家庭提供家政服务，以换取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的对话。伊梅尔达的《玛拉的熨衣板前》（1992）描绘身穿菲律宾传统裙装的无头无肢女性伫立熨衣板前，电熨斗电源线缠绕其颈，凸显了当地女性被禁锢于母亲、妻子或家政帮佣角色的困境。
最后的展区带出这些艺术家创办的女性组织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比如：帕普塔万联创独立女性主义艺术团体Womanifesto；伊梅尔达1987年联创东南亚历史最悠久的女性主义艺术团体Kasibulan；多洛罗莎建立People’s Veranda of Garuda（Beranda Rakyat Garuda）作为艺术、政治与文化对话的空间；王良吟2000年创立新加坡首个女性艺术团体WITAS，联结个体行动与社会文化变革愿景。
展览从即日至11月15日上午10时至晚上7时，在国家美术馆底层义安公司中央大厅展厅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