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21天，本地两家有机土耕农场就将画上句点。
在土地匮乏，注重经济效益的小小岛国，“租约到期就得离开”早被视为理所当然。
但面临结业的萤火虫健康蔬菜农场和绿圈生态农场却非比寻常——在“有机”的概念未夯之前，土生土长的创办人就以环保和关爱为出发点，少见地坚持自然耕种，即便亏钱也要用时间与血汗滋养呵护这片土地，只盼顾客安心地吃到没有农药或化肥的蔬菜。
多年超过8700个日子付出的心血即将化为乌有，70多岁的农夫穷尽大半辈子的专心致志，用双手与土地建立的深刻连结，让这场告别特别揪心。
我们的家园难道再容不下有机土耕？它的价值是否只能用产量来衡量？还有什么方法能让值得留存的空间与精神继续发光发亮？
小小“萤火虫”点燃土耕希望
“我们播下的每一颗种子都是希望。”
这是人称“蔡爸爸”的蔡建静（71岁）在2019年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所说。他创办的萤火虫健康蔬菜农场（Fire Flies Health Farm），租约原定那年9月到期。租约后来延至2021年底，2021年8月收到土地管理局的信说明最后租约是2022年1月1日至7月31日，信上写明是Final extension。
Final=最终，最后，终极的，结局的。6月初一个酷热的周二下午，记者采访这篇专题时在农场见到蔡爸爸，他说：“过去的事情不要讲了。我是不小心上了贼船，头脑进水，才会深陷其中。人会冲动，都是因为一个想法。”
看起来很累的蔡爸爸语气坚定。“在新加坡什么都可以，就是农业很困难。我的农场搬了几次，农场往往就是要让步。”
30多年来不停地努力，很辛苦吧？蔡爸爸反问：“你为什么做记者？喜欢的东西会辛苦吗？”
一阵沉默后，他浅浅一笑，直视记者。“你小时候有做梦吗？每个梦都实现吗？”
从中医到农夫
“萤火虫”从一个梦想开始，一个开中药铺的梦想，后来扩大成让更多人吃得安心，吃出健康的梦想。
1981年，从小跟着父亲种菜的蔡建静从新加坡中华医院毕业后，成为中医。为存钱租铺开中药行，他1985年在万礼开了蔬菜农场，行医耕田两头忙；成为全职农夫，是因为发现自己着实喜欢农耕，而且可靠农耕养家。
女儿蔡晓熹（40岁）说：“80年代和90年代初，农业的收入相当不错。吃得了苦，不怕没有东西吃。”
到了1990年代后期却不一样了。蔡建静早前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说过，随着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果菜进口到本地，本地农场的害虫多了起来，种菜似乎不得不用农药。他当然可以跟着这么做，但身为中医对于保健有非一般的敏感度，了解农药和化肥的危害，1998年他毅然决定改做有机农耕，自然农耕法也成为他一生的事业。他费心钻研，学习如何不靠化肥和农药，在呵护土壤的同时，种出让人吃得安心的蔬菜。
在蔡晓熹眼中，爸爸是一个有远见的梦想者，妈妈蔡来玉（66岁）是他无怨无悔无私付出的另一半。“那个年代，谁会想到做有机？但爸爸对人和土地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情怀和责任感。他有一天忽然宣布不再用农药，it's all or nothing（孤注一掷豁出去了，可能一无所有）。妈妈没多问，她告诉爸爸，你要做什么，我陪你一起做。”
家里排行第二的蔡晓熹清楚记得这个影响一家人的决定，那一年她中四毕业，那时至今农场没有盈利。“我们的菜起初半公斤卖2元，简直是亏本生意，但每次提起价，家里像世界大战要开打，爸爸总会强烈反对，所以这么多年也只微微上调了两次。爸爸相信品质好的蔬菜应该人人负担得起，他希望每个人能吃到有机蔬菜，所以不愿起价。爸爸总说，起价了须要吃这个菜的人怎么办？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坚持和梦想能带他走得多远，我只知道这条路走得很辛苦。他把公积金和保险金都投入了农场，他就是这么坚定这么愿意为农场付出一切。”
赴美向有机耕种先驱讨教
在蔡晓熹的回忆里，父母亲执着于有机耕种的片段信手拈来——家族旅行离不开到农场观摩，蔡爸爸甚至在2000年带着妻子千里迢迢飞去美国加州，只为了向美国有机耕种先驱鲍伯肯那德（Bob Cannard）讨教。
“他们两个人生地不熟，坐德士被敲竹杠，三餐吃面包，从便利店买了三明治就是一餐。肯那德写的《新世纪农耕：人对土地圆满的爱》是爸爸的经书，他自己常看也常买了送人，他希望更多人理解自然耕种和有机蔬菜的好。”
这本书的台湾译本摆在农场办公桌上，页面泛黄但保存良好。这本书记载的不单单是肯那德对于农耕的知识，还有他对土地和大自然的关怀与尊重。学会爱惜土地，植物自然健康生长；与大地和谐共处，人们才能永续耕耘——这就是蔡爸爸经营“萤火虫”的哲学。
蔡晓熹指出，爸爸一开始就把“有机”的标准定得高，有机耕种允许的，而且是许多有机农场用来施肥的动物粪便，他坚持不碰，即便排泄物残留在蔬菜上的风险微乎其微，他还是选择以防万一。他也考虑到禽畜养殖常用的抗生素和荷尔蒙药物可能残留于粪便里，他不想让这些物质进入土壤。
蔡晓熹说：“爸爸妈妈的原则一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萤火虫的使命就是通过再生农业善待土地，从而为社会贡献，可惜我们的教育还是不够，新加坡人对于有机蔬菜的认识不深，或许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坚持。农耕就像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做的不是快餐，却偏偏活在一个快餐世代。”
梦想凝聚一家人的爱
“萤火虫”是蔡爸爸的梦想，也凝聚一家人的爱。蔡家长子蔡念昆（42岁）有感于父母亲年纪大了，理工学院毕业后不久就在农场工作。大学主修生物科学的蔡晓熹原为十指帮剧团经理，四年前为了萤火虫离开投身14年的戏剧界。弟弟蔡佑钊（35岁）辞掉工程师的工作，也放弃了在南洋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2017年开始在珍珠大厦底层经营纯素档口“擂茶树”，售卖以自家农场的蔬菜制成，按照蔡爸爸的家传客家食谱做成的擂茶饭。
擂茶树后来开设第二家店面，档口数度搬迁，而随着萤火虫的结业，也在上个月结束营业。
蔡晓熹半开玩笑地说：“我们一家人7月后就全失业了。现在要忙着收拾农场，先休息一下吧。就算租约延长，或许我会迟疑，因为大环境并不友善。乌克兰战争未爆发前，我们的电费已经起了130%，租金也涨了，成本不断增加……农场没有暂停键，全年无休，爸爸妈妈的身体多年来已经受伤、累坏，现在情绪方面还有很多难以承受的伤痛。我也担心他们过去25年马不停蹄地工作，现在忽然没了这个农场，他们能适应吗？”
拍摄当天遇见蔡晓熹的姑姑，她有感而发，国外的朋友工作大半辈子后退隐田园，哥哥却是当了一辈子农夫后，最后关掉农场。“我曾经差一点标到土地开农场，或许当年没有成功不是一件坏事。”
守不住土地，至少精神永在
回想过去20多年，不胜唏嘘。萤火虫在巅峰时期，一天内有多达25辆载满学生和小朋友的旅游巴士前来参观；最近几个月也得到许多人的声援和义工的支持。
6月12日、18日和26日，“萤火虫”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农场导览、边走边画，“品尝彩虹”营养学工作坊，以及蔡爸爸主讲的有机种菜工作坊。每个活动都有义工帮忙，义工们也帮蔡家收拾和拆解蔡爸爸亲自搭建的大大小小各种装置，“还原”3.1公顷的土地。义工们的义不容辞，就是对于蔡家的一种致敬。
个中繁琐，没亲眼看到或许难以想象。例如给蔬菜挡风遮雨的塑料帐篷，拆下来后要逐个卷好、压紧，把面积缩至最小，再放入手推车推去垃圾收集处。帮忙蔡妈妈处理帐篷的义工之一是自雇人士陈家锋（41岁），他因光顾擂茶树而认识蔡晓熹。
他说：“吃过‘萤火虫’的菜就知道真的与众不同，仿佛每一口都尝得到蔬菜的生命力。看到蔡爸爸一家人投入这么多时间、血汗和金钱，我很想传达心中非常深切的感谢和感恩。即便农场不在了，我们还是可以把萤火虫的精神传承下去，我们都可以更勇敢地追求心目中最真实最重要的东西。”
另一名义工是从事饮食业，因为一起上课而认识蔡家十多年的陈美倩（51岁）。她直言为了蔡家而痛心，“养好土地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新加坡没有像他们这样的农场，这是每个人的损失。以后就没有一块土地可以教育大家，或展示给大家看，原来这个（不用化肥、动物性肥料或农药的）做法是行得通的。新加坡讲求效率和经济效益，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教育。希望蔡爸爸能继续分享经验，否则真的很可惜。”
收拾农场需要至少三个月时间，加上冠病造成人工短缺，蔡家一直找不到愿意接下拆解工作的承包商。费心策划告别活动的蔡晓熹说：“虽然守不住土地，至少可在这个自然土耕的空间创造最后的回忆，让萤火虫的精神继续燃烧。在新加坡生长，我们从小被教导没什么可以天长地久，但不知为什么，心里仍旧以为这一切可以继续留存。
“我们很小，但我想这25年来，we have made a difference.（我们产生了一定影响）。”
*7月10、11日，萤火虫（62 Lim Chu Kang Lane 2）特别开放（上午10时至傍晚6时），亲临农场可买到最后一次收成的有机农产品、盆栽植物、堆肥、天然肥料和陶瓷花盆等。
农耕就像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做的不是快餐，却偏偏活在一个快餐世代。——蔡晓熹
“绿圈”不求留名只盼存土
即便租期只剩一个月，位于林厝港梁宙路（Neo Tiew Rd）的绿圈生态菜园（Green Circle Eco-Farm）还在承接导览活动，创办人翁丽珠（78岁）亦继续播种。她始终抱持土地能获保存的希望，所以申请延长租约被拒后，她写了信给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又发起线上请愿书（change.org/p/save-singapore-s-pioneer-food-forest），期待保留她和丈夫从1999年开始亲手开垦，面积约2.2公顷的“食物森林”——模拟天然森林的系统和功能，以自然方式耕种树木、蔬果、药草等多种植物的农业方式。
翁丽珠说：“这一带会改作军事用途，租约不获延长的农场不止我们一家，我明白政府不可能给绿圈生态菜园特别待遇，所以不期待继续营业，拿掉Green Circle这个名字也没关系。只希望这块土地能继续以食物森林的形式留存，并成为自然耕种和永续环保的资源中心，为公众和学生提供一个大自然的教室，强化人们与大自然的连结。”
翁丽珠甚至愿意当义工，分文不收，并自掏腰包支付现有员工至少两年的薪水，只求自己辛苦滋养的土壤能继续孕育生命。
翁丽珠回忆道，1999年接手时，这块土地长满象草，土壤贫瘠，表土（topsoil）非常浅。“我们花了很多气力，做堆肥又做覆盖料（mulching），经过半年才可以播种。现在好不容易有了15公分的表土，而且是富含微生物，生命力旺盛的表土。如果这些土壤无法继续用来种植植物，那真的太可惜了。”
曾有园艺业者要求翁丽珠出售表土，结果被她拒绝。“卖掉表土，就是摧毁整个生态系统，对方出高价我也不卖。如果是想赚钱，我就不会选择当农夫了。”
自己种菜吃得更安心
翁丽珠的先生原为金融顾问，她则先后当过分析化学家、教师，也帮父亲打理家族生意，并在自然学会当了15年志工。两人中途专业当农夫，标下土地，投资70万元种植食物森林，是因报章报道一批进口蔬菜含有大量农药被拒入境。
她说：“进口蔬菜这么多，不可能每一批都经过检验，总会有漏网之鱼。当时没多少人在卖有机蔬菜，我想说自己当农夫，就能更好地掌控入口的食物。”
她以日本自然农耕始祖福冈正信为榜样，一开始就决定重视生物多样性，不用农药或化肥，以最接近大自然的环保方式栽种植物。
翁丽珠说：“现在流行室内农场和垂直农场，但这些农场就算用上较节能的LED灯，始终还是耗电。树林却完全不用任何人造光，因为有太阳和大自然‘携手合作’。垂直农场看似生产力高，但如果把耗电量、硬件设备和其他成本算进去，就会发现自然农耕或许更具效益。”
种植多年生植物更环保
绿圈生态菜园种植超过120种可食植物，还有不少不适合食用，但对授粉昆虫有益的植物。菜园每公顷土地每年生产130吨食物，大部分通过菜园官网出售，其中八成为多年生植物（perennials），20%是一年生植物（annuals）。
翁丽珠解释，国人喜欢吃的小白菜和菜心等蔬菜都是一年生植物，即只存活一个生长季，发芽生长开花后就死亡，种植起来耗费更多人力物力。此外，很多国人喜欢吃的蔬果，种子都从国外进口，而种子的价钱从她开始务农以来已经涨了四五倍。
她指出，新加坡食品局定下了“30·30愿景”，即到了2030年，国人营养需求的三成应来自本地出产的农产品，其中20%来自蔬果。“但就算是本土农场种的蔬菜，一旦种子、肥料和土壤要从国外进口，也难以担保供应稳定。如果本地农作物需要的资源都来自国外，那真的具备永续性吗？冠病这场全球大流行病已经让我们发现，任何国家可能随时锁国，供应链随时面临危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种植一些不适合本地气候的蔬菜？”
翁丽珠认为更环保的做法是种植能生存两年以上的多年生植物，例如西洋菜、番薯叶、空心菜、帝皇苗、刺芫荽、茄子、龙豆和红瓜。“把心力投注在多年生植物能取得很高的生产力。赤道气候能让很多种植物茁壮生长，但很多顾客却喜欢温带果菜，我们应该多吃本地‘甘榜菜’。”
例如她积极推广，并让农场访客亲手制作的nasi ulam（野菜香叶拌饭）。“这道菜用的蔬菜都是在本地容易生长的植物，而且种类可轻松变换，这样就不会过于依赖任何一种菜，农场种植的蔬菜品种多样化，也能让土壤更健康。”
随农场义工余素菡（34岁）走进秘境般的绿圈，看到也感受到农场的活力。绿意扶疏，耳边传来数种鸟啼，蝴蝶和蜜蜂随处可见。果树有高有低，各种蔬菜和药草结伴生长，空气中弥漫着花草香。余素菡是纯素食店The Breakfast Club SG创办人，重视产地来源，会亲自采购食材，在向绿圈下单前先参观农场，自此成为忠实顾客。“我第一次来到这里，Evelyn（翁丽珠）就让我自由参观，能放心让一个陌生人到处走，正是因为网站标榜的自然耕种说到做到，没有农药或化肥，什么都不用藏。”
不时帮忙翁丽珠做农场导览的余素菡，曾带领一群4至6岁的小朋友亲手采摘和品尝桑葚果。“孩子们都非常享受，新加坡还有哪里提供这样的体验？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亲友给Evelyn泼冷水，他们却坚持下来。这里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农场，它有更大的象征意义——无论有多少困难，都要勇往直前，只为了让顾客能吃到纯粹的、真实的，充满真善美的食物。这样一个罕见的地方，我们怎么可以不保存下来？”
卖掉表土，就是摧毁整个生态系统，对方出高价我也不卖。如果是想赚钱，我就不会选择当农夫了。——翁丽珠
农业多样化， 收获更丰富
“土壤是我们最容易遗忘，也最不该忘记的资源。”（The ground is the easiest resource to forget, and the last we should.）
美国作家保罗·波嘉德（Paul Bogard）在《足下大地》（The Ground Beneath Us）一书中，解释土壤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接触土壤和其中的生物群有助人体建立防御系统，但人类却远离了土地，还使用大量农药、杀虫剂和化肥，污染大地与水源。人类又在土地上铺柏油，隔绝了地底生物需要的空气和水，这无法逆转；土壤是活的，我们却在扼杀它。
如果考虑到土壤的重要，我们会否更重视有机土耕农场？
前官委议员王丽婷针对擂茶树和萤火虫健康蔬菜农场的结业，于6月2日在社媒发文，提出我国或许有必要重新检讨30·30愿景。“我们该把所有希望寄托在高科技农场，还是该分散风险？这些农夫有特别的专业知识，他们能激发我们对于土壤的关爱，也教会我们以永续农耕让土地不断重生。”
就像蔡爸爸所说：“保持土的活性就能不断再循环。爸爸用的土，儿子可以用，孙子可以用。”
支持擂茶树，也肯定萤火虫
继珍珠大厦的档口后，擂茶树先在牛车水美食街附近开了第二家店，后移至莱佛士医院的食阁，约满后落户怡丰城食阁。珍珠大厦的档口5月尾结业，原由蔡晓熹坐镇的怡丰城档口则在6月30日拉下帷幕。
蔡晓熹说：“看似平平无奇的一碗擂茶饭，背后工序繁琐。进军餐饮业的初衷是为了菜园，希望更多人认识菜园和有机蔬菜的益处，同时减少浪费，例如菜园卖不完的菜妈妈会做成菜干，档口的厨余能用作堆肥。”
5月初宣布结业消息后，档口人流不断。怡丰城的摊位到了最后一周，开档前10分钟已排了五六个人，到了最后几天的用餐时段，须排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吃到。队伍中男女老少背景各异，共同点是不舍擂茶树的美味，不少人也想借此给萤火虫肯定。
擂茶树结业前的最后第三天（6月28日），王丽婷和记者一起去怡丰城吃擂茶饭时，她以“artisanal farmers”形容蔡爸爸和翁丽珠，意即他们像技艺高深的工匠。“并非所有农夫都像他们一样真正和这块土地连系在一起。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让他们有机会继续耕种，这不只是敬老尊贤，也是保留我国珍贵遗产的方式，他们真的了解这块土地的习性。”
记者询问新加坡食品局如何看待有机土耕，以及有机土耕农场能否基于环保做法而获得特别考量。食品局电邮回复说，农耕土地面积有限，因此农粮业有必要采取产量高，可对抗气候变化，以及有效利用资源的农作方式；我国有多种蔬菜耕种方式，各有千秋。食品局鼓励业者采用高科技且先进的农耕系统，只要可达到指定生产目标，并尽量减少对周遭环境的影响，农场可以选择任何一种生产方法。
农耕法各有千秋，多样化才是王道
不熟悉本地农业及竞标要求的话，或许会建议蔡家和翁丽珠夫妻另标新地段；同行却心知肚明，看过相关新闻报道的人也会了解：农场需要长期策划，且许多器材售价昂贵，有机土耕更需要一段时间和一番心血才能“养好”土壤。但现有制度对科技和生产量的要求比以往高，租约却缩短了。评估方式离不开竞标价、粮食产量、务农空间设计和格局，以及商业和营销计划等，重视环保与环境健康的萤火虫健康蔬菜农场和绿圈生态菜园，要突破重围谈何容易？
主攻城市研究、城市科学和自然界与社会互动的梁俊忠博士指出，要实现30·30愿景，本地农场的务农方式一定要由科技主导。“有机土耕或许更具永续性，但能否比科技主导的务农方法更能促进粮食系统的韧性，则难以定论。”
梁博士是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属下李光耀创新城市中心的高级院士，他同意表土无可取代，表土中有大量生物和丰富的生物营养素，但未必人人同意表土是值得保护的自然遗产。何况我国农业的关注点是高科技无土种植，表土绝对不是首要考量。他认为其他考虑重点包括：农场产量有多少提升空间？农场能否带来其他好处，例如水耕农场可研发增加生产力的技术，售卖相关科技可增加收入。
不过，梁博士同意农产业的生产方式应该多样化。虽然我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各自偏好的务农方式及产量目标，但不表示有机土耕就应该消失。“虽然农业越来越会由科技创新主导，但如果不给土耕农夫留下生存空间，提醒我们人类与土地和土壤之间的原始联系，那真是一种遗憾。”
并非所有农夫都像他们一样真正和这块土地连系在一起。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让他们有机会继续耕种，这不只是敬老尊贤，也是保留我国珍贵遗产的方式。——王丽婷
行人天桥下的有机菜园
在寸土如金的岛国真的不够地方做有机土耕吗？
艾弗顿园（Everton Park）大牌6A的多层停车场旁的行人天桥下，20多种蔬菜茁壮生长，台湾苋菜、红苋菜、菠菜、羽衣甘蓝、罗马生菜、韭菜、空心菜、皇帝菜……放眼望去绿油油的一片，更难得的是栽培过程不用化肥或农药。
种菜的是住在附近的陈建国（66岁）和他的妻子王秀花（63岁）。他们几年前从中国移居本地，基于防疫措施较少外出，多在邻里小区走走。去年5月，陈建国看到行人天桥下的空间光线足又能收集雨水，灵机一动决定开辟小菜园。
他把地方打扫干净，从垃圾场捡了居民丢弃的木条、木板和砖块，搭起架子，保丽龙箱子来自湿巴刹的小贩。他自费购买泥土和种子，也有街坊领了国家公园局发的免费种子但没时间种，就把种子送给他。
没有务农经验的陈建国上网找资料，看视频，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他不用化肥（“进口的东西贵啊”），不用农药（“菜是给自己和其他居民吃的，而且农药对皮肤和空气都不好”），有害虫就用筷子或手指挑出来。
肥料来自店家和街坊的“垃圾”
陈建国除了购买有机肥料如鸡粪，也向附近咖啡馆和豆奶店收集原本当作厨余丢弃的咖啡渣和黄豆渣，发酵两三个月再用。街坊用火炭煮饭后，会把炭灰交给他施肥，还有其他店家收集蛋壳，洗净后给他。
陈建国说：“这些都是经济实惠的肥料，而且能减少垃圾。泥土不用一直买新的，每次收成后让土壤晒至少三天就能重复使用。只要善于用土和施肥，土壤‘越用越肥’，最重要是了解这个环境适合种什么菜。我的是传统做法，不像水耕一样需要很好的硬件和设施，也不用另加营养素。”
每天早上，陈建国夫妻会在菜园劳作至少三四个小时，午餐后又回到菜园数小时。菜园吸引不少好奇目光，许多街坊走过主动攀谈，久了自然熟络，其中一些成了义工，例如陈佩斐（48岁，司机），有空就到菜园帮忙。现在每周有蔬菜收割，陈建国把菜送给街坊和清洁工，还不时准备小菜苗，让小朋友带回家种。
居民委员会曾告知陈建国，未获许可不得在天桥下种菜，但检查后发现一切处理妥当，现在菜园已获“认证”，柱子上可见A4海报，上面印有“Cantonment Towers Green Fingers Interest Group”（广东民楼绿手指兴趣小组）。
陈建国说：“最近有议员参观菜园，问我还需要什么，例如更多空间种菜？我说不用了，这个地方够我忙了。但新加坡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可以种菜，其他小区若想开辟菜园，我可以提供建议。”
只要善于用土和施肥，土壤“越用越肥”，最重要是了解这个环境适合种什么菜。——陈建国
采访侧记
无法脚踏实地，如何落地生根？
国人旅行时喜欢参观农场，向往“农场到餐桌”（farm-to-table）的料理，却可能忘了农业在本地曾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毕竟拆迁，特别是农场拆迁，在我国独立后的数十年反复上演着。
根据讲述岛国农业故事的书刊“Growing Roots”，我国在1947年有超过1万5000英亩（约等于1万1364个足球场）的土地用于种植果菜和畜牧，家禽业甚至因为超出生产目标而出口到邻国。到了1960年代，农业用地增至3万2000英亩；国防部一度管理我国最大的黄梨园，宏茂奎（Amoy Quee）军营种了22万5000株黄梨，每次收成的水果有160吨。
随着人口激增和城市迅速发展，农业用地减少绝对符合经济效益。但农场租约变短，产量要求增加看似合理，却未必合乎人情，特别是涉及有机土耕。正如王丽婷在社媒贴文所写，农夫应得到特别的尊重，他们用双手和血汗辛勤耕耘，种出填饱我们肚子的粮食，“失去农场所带来的创伤巨大，难以用笔墨形容。”
费心钻研有机土耕的蔡爸爸和翁丽珠，多年来累积了无价的宝贵知识与经验，脚下的土地凝聚了他们的人生片段与终身所爱。不断变化是岛国不变的形态，但扎根需要时间，要是连最脚踏实地的农夫都无法拥有容身之处，落地生根是否只能变成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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