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冷战与数码时代 新加坡友联书局的变与不变

有些人，对书店、对实体书，有着深植于心的情怀。在新加坡，凡是热爱华文实体书的阅读者，几乎无人不晓友联书局。

从1952年友联出版社自香港南来，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算起，友联书局至今已有74年历史。七十多年来，它不仅见证了华文出版与阅读风景的变迁，也不出意外地，累积了一批始终相随的铁杆读者。

国共内战期间（1927年－1937年为第一阶段，1946年－1949年为第二阶段），许多人从中国大陆离散到了香港，1951年几位知识分子创办了友联社，隔年出版《中国学生周报》，并迅速扩大版图，经营星马、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与越南版。为了方便星马版的发行，友联到新加坡设立办事处。

友联书局在新加坡的角色，远不止是一家书店。1956年，友联正式成立新加坡分部。虽然名为书报发行公司，但实际上也经营门市业务，因此才有友联书局与南洋大学同年成立的说法（南大于1955年创立，1956年正式开学）。

友联卖书，也编写教材、出版杂志。1955年在新加坡创办的《蕉风》文学杂志（1959年总部移至吉隆坡），对新马文学影响深远，近年更成为学者集中研究的对象。

回顾新加坡友联七十多年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2至1977年，与香港母体关系密切的阶段。第二阶段是1977至2005年周立良回巢执掌书店期间；1996年是重要分水岭，周立良买下书店股份，完全脱离香港母体，独立经营。第三阶段则是2005年起马晓敏接棒，书店必须接受数码时代挑战的新时期。

在冷战的年代里，新加坡左翼思潮汹涌，中华、商务、上海等经营中国大陆出版物的书店大受欢迎，但南大使用的书籍主要是台湾出版品，专营台湾书的友联虽小，却也找到了立足点。

不过，当时政治立场左右分明，新加坡友联并不激进，这可能是因为主事者有着浓浓文化人色彩，而非斗争者，其中包括周立良，很多人都说他很儒雅。

据1966年加入书局的退休职员蔡明英回忆，当年每到周末书店门庭若市，许多是前来购买参考书的南大学生。当时年轻人去友联买书是现实需要，但个人情感上可能更亲近新加坡的左翼书店。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友联浓浓的意识形态开始淡化，最后成为单纯意义的书店，这一切都跟新加坡社会发展有关。

蔡明英说，1970年代友联书局领导层更迭频繁，直到1977年周立良接手才稳定发展。不过1981年搬迁到书城时，南洋大学已经被合并，书店场面不再像从前热闹，但周末仍有很多老师、家长来选书，老顾客如新加坡作家英培安（已故）等人也来友联找书。

友联书局在新加坡的另一个特色，是1968年至2003年间在圣尼各拉女校开设了校园书店。蔡明英由始至终负责该店。

2005年，马晓敏接棒友联书局。对于书店背负的历史，她说：“历史就是历史，不应该抱着那么多包袱，我从来没有这个思想包袱，就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觉得经营起友联没有压力。为什么知识分子要穷酸？没必要。什么左派右派第三势力，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接棒友联书局，马晓敏始终注重的是书店的经营，希望书店能朝百年前进。

负责门市与订书工作已21年的叶家维，也是友联书局的店长。他将友联的核心定位为“服务”。他说：“现在做书店就是做服务。我希望不要让书店太商业化，而是保留友联的文人特色、人文气质。要传承的，其实是这个。”

随新加坡语言文化政策与阅读风气的变化，友联书局也做出了改变。　　　

近年来，书店引进智能共享书柜，公众扫码注册后即可免费借阅畅销华文书籍。叶家维介绍说，书柜内约有200本精心挑选的书籍，每次最多可借两本，期限七天。

线上线下的作家分享会，也常举办。友联书局里腾出空间作为讲座场地，平日则摆上桌椅，供读者静坐阅读。

七十多年过去，友联不再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或历史标签，而是一家持续调整步伐的书店。在实体书店愈发稀少的今天，它在新加坡的文化地图上仍是一处清晰可辨的坐标。

*此文改写自2022年6月刊登在联合早报的走过70年 本地友联另类且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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