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处方治病治本 填补医疗空缺

情绪低落的年长者通过艺术重拾信心；喜欢囤积物品的女士最终同意清除家里堆积了几十年的杂物；独居乐龄人士加入尊巴舞小组后，生活重放异彩。这些都是“社会处方”（social prescribing）发挥的作用。每次听到新加坡保健集团（SingHealth）的乐活协调员（well-being coordinators）分享这些康复故事，我都会觉得振奋人心。

20世纪80年代末学医时，我看到了仅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治疗患者的局限，对于医疗的效益产生了更深刻的想法。之后，我成为家庭医学的坐诊医生，这是新加坡在1990年代冒起的新兴医疗专业。

阅读家庭医学课本和期刊时，我发现了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在1977年首次提出的医疗模式：生物心理社会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然而，时隔多年来到现时今日，医疗团队还是不会马上想到心理与社会对患者的影响。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要更好地解决患者的健康和照护困扰，被忽略的关键就是社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