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笔者有幸珍藏目前海外数量最大的一批周作人亲笔诗文手稿，是1958-1964年间晚年周作人寄给本地学者郑子瑜。
这批珍贵手稿，内容除了重要的周氏杂诗多年来郑氏“原件迄未示人”（专家止庵语），还有一批周作人文稿、抄录诗稿、书法墨迹，其存在均从未为外界所知。
本文是首次公开发表，全面简介这项重要手迹收藏机缘的来龙去脉及内容全貌，是中新两地新文学交流的一份重要史料与记录。
全文分上下篇发表，上篇简述周郑二人交往及寄稿部分，本文为下篇，记述郑氏晚年转让笔者经过及全部留存手稿内容。
4、郑子瑜珍藏40年的手稿
上世纪90年代期间，郑子瑜自香港回新加坡安度晚年，居市区建安大厦顶层阁楼，记得初次造访，见其客厅悬有日本汉学泰斗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儿二人题赠书法，还有易君左书赠条幅，我顺口吟出“易君左矣”，令他大感诧异，频问一位南洋后辈，何以知此典故，并讨论一阵前人以“林子超然”或“于右任乎” 对应此句的优劣；且畅谈吉川氏的杜诗研究及青木氏的元曲与中国文学成就，或许因此给他留下印象，得以结下转让因缘。
后来多次拜访请益，交流甚欢，只可惜老人年事已高，许多往事细节记忆有所混淆，说话不便，未能留下更多宝贵的资料。
当时他所藏师友赠送书画，已流失不少，包括50年代初他为丰子恺主办画展所保留的全部作品，幸好最重要的郁达夫名联及整批周作人诗文稿，依然保留，只有一件周作人书法立轴刚流出不久，我恰有缘自市场抢得购回，合成完璧，老人十分欣慰。
因好友藏家曾国和认识郑夫人丁桂老太太，得知郑老有转让之意，并承国和兄礼让，欣得郑老父子先后二次直接转让郁达夫书联及全部周作人诗文稿及书法，诚为幸事。
记得当郑老先生在夫人协助下，一次次颤颠颠地把这整批墨迹手稿搬出来，一叠叠放在书桌上，供我记录整理时，我才发现他所保留的周作人手稿，其实并不仅是杂诗，还包括题材特别的手抄诗稿与文稿及书法墨迹，更有一件令人难以相信、从未曝光的“出土文物”——周作人旧藏1934年蔡元培诗稿原件！
经过整理，这批当时留存的所有周作人诗文稿手迹，依内容性质，计有下列三大类：
（一）杂诗手稿：
含《丙戍丁亥杂诗》31首，《往昔诗》30首（附：后记），《题画五言绝句》59首，《苦茶庵打油诗补遗》20首，《老虎桥杂诗补遗》13首。另有《所谓五十自寿打油诗》文稿4页，《知堂杂事诗抄序及自序》文稿10页，附《目录及书名》文稿2页，《老虎桥杂诗题记》文稿6页，《儿童杂事诗序》文稿4页，附《儿童诗与补遗》文稿5页。
（二）其他诗文手稿：
含蔡元培《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打油诗》2首，周作人《论人境庐诗草手稿》文稿40页，周作人抄《康有为大庇阁诗集》20首，《康有为南兰堂诗集》5首，《康有为憩园诗集》3首。
（三）书法墨迹：
含周作人书《八十自寿诗》条幅立轴两件，《五十自寿诗》笺，《五十自寿诗》条幅原件，《山居诗二首》斗方，《南宋杨与立幽居诗》条幅立轴，《郑子瑜汶莱水寓诗》条幅原件。
上述三大类内容，其中（一）杂诗手稿部分，所缺《儿童杂事诗》系因当年周氏所寄为50年代印刷本而非重抄手稿。
《丙戍丁亥杂诗》31首，比岳麓版《知堂杂诗抄》及郑子瑜序文的30首多出一首，系诗稿后多附一纸，抄录有“胡逸民以幽兰诗见赠并索和，倒用原韵写得百字，用以奉和”一诗，并附记“此一首祈为编入《丙戍丁亥杂诗》末尾”字样，却未收录入诗集出版。
这首“佚诗”，于2003.08.29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谷林短文《周作人“杂诗”佚篇》才首次披露，并称“各版周作人诗集也均失收”。
另（二）其他诗文手稿部分，其中《论〈人境庐诗草〉》原文为1937年上海《逸经》发表，手稿文末周氏自注为1958.10.11抄于北京，随寄新加坡。
据郑子瑜保留周氏信札，蔡元培《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打油诗》笺为周氏自存1934年蔡元培所寄原件，1962年寄新加坡赠郑氏（周致郑1962.04.17札）。
至于所抄的康有为南洋诗稿，更完全为了郑氏，前后花两年时间，才在北京辗转借得早年旧版，并连夜（因只借一晚）抄录的诗选集（过程见郑氏存周札1960.05.13、08.03，1962.07.09、07.27、08.09共7件信札）。其实周作人自己对康梁师弟颇有非议，却如此费心借书并连夜抄录康诗，在周作人的生平里，当属唯一罕例。
2004年，郑老先把一部分周作人手稿转让给我作研究，在他过世后，郑夫人依郑老生前承诺，让郑老公子郑大宁医生在2009年把剩余的所有文稿，全部转让给我，使这批郑子瑜珍藏40年的周作人海外手稿，能够完整保存下来。
5、周作人书法的独特气质
这批数量最大的“周作人海外诗文手稿和书法墨迹”，除了丰富的文史价值，也是一场典型文人书法和性情的全面展示，是这位民国文坛大家晚年留下的笔墨心迹，也是这位历尽风霜的老人用生命展现的心灵内涵，虽为文人书法，却有独特的审美情趣。
在民国文人中，周作人书法，俨然自成一格，把他和鲁迅、胡适、沈从文等各大名士的书法放在一起，立刻就会看见他的与众不同。
他的书法，会让人想起他笔下闲散平淡的散文，一管狼毫，顺笔写来，字字生涩古拙，仿佛随意得有点醉意，却又笔画清楚，舒舒展卷，透着闲雅散澹的滋味，有着自得的率性，跌宕浮沉的节奏，却并不糊涂涣漫，只是我行我素的样子，一步一步，慢慢把玩着自己的脚步。
这种书法风格，说是古拙，其实更贴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稚”字，透露的是反璞归真、大巧若拙的另一种儒雅之美，可以让人细细品味。
郁达夫曾经说过，“周作人的文体，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是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有分量。”（《中国新文学大系》郁达夫编《散文二集》导言）
周作人自己也说过，“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雨天的书》序）又说过“如农夫终日车水，忽驻足望西山，日落阴凉，河水变色，若欣然游会，亦是闲适，不必卧且醉也。”（《自己的文章》）
二人所说的“舒徐自在”“平淡自然”“闲适”，说的是周作人的文体风格，其实用来形容他的书法风格，一样贴切。
但我总觉得这些一般对周作人书法特色的描述，还只是表面的感觉，其实他的书法，还有更深沉的味道。
每当我面对着周作人写的字，不知怎地，总让我眼前浮动着一个山中孤独老僧的身影，偊偊而步。再细看，不同字之间的相互呼应，却又像是看见癫僧寒山和狂僧拾得，两人踏歌而行，怡然忘我，径自游戏于空白的天地之间，偶尔相视莞尔，充满自得的憨趣。
会想起僧人身影的意象，当然是受到周作人著名的“前世出家今在家”；“半是儒家半释家”（《五十自寿诗》）这两首名诗的影响，自然也和他所谓“前生是老僧转世”的童年神话（《知堂回想录）有关。
周作人常说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但佛学一直是他“杂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也曾对禅宗语言文字观有自己的体会和看法，因此大乘经论与禅宗的思想，自然会在他内心形成潜藏的佛禅意识，而对他的审美情趣和文字风格，不时有着牵动和影响。
这很自然就让人想起佛教禅宗和文人审美情趣的密切关系。
禅宗经过唐宋时代与文人的相互影响，禅宗崇尚的“运水搬柴，无非妙道”的自由悟道精神，注重“心即真如”的本体论，把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带进了一个新天地——禅宗美学的新境界。
禅宗美学的融合，使得文人更加注重精神的“体悟”，更加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情趣。
“平淡”的审美情趣，可以是一种人生态度，也可以是深层的心理感悟，反映了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精神境界。
周作人的书法，体现的应该就是这种“平淡天真”的禅宗美学精神境界，乍看是“苦”，细读是“稚”，与小孩写字相似，好像毫不理会世人眼光，有一种我行我素的自信。
难怪许多他的同辈或后辈文人，或许不喜欢周作人的人生，却十分喜欢他的文字，因为在他的“文”和“字”里，是一个怡然自得的文人世界，别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滋味。
6、手稿和结缘豆
郑子瑜收藏的“周作人海外诗文手稿”，除了条幅书法之外，多数是以毛笔写在稿纸上的手抄墨迹本，形式上可说是“稿本”。
早期写作，名作家手写笔抄的文稿，基本全都付梓出版，向来难以保存，手稿已经难得一见，遑论保存流传。
由于时代变迁等各种原因，周作人的亲笔手稿，流传于世的向来不多。
郑子瑜收藏的这一批手稿，则是周作人晚年特别用心，为了准备出版诗集而精心抄写的，并专门为郑子瑜抄写自己早年研究黄遵宪文稿及他个人并不特别欣赏的康有为南洋诗作，特别寄送到万里之外的南洋新加坡，交付从未见过面的文字之交郑氏，且数量庞大，不仅为周作人生平仅见，十分难得，而且别具意义。
这些写在稿纸上的墨迹，全是用毛笔写成，一气呵成，几乎没有修改，可见老人文思之缜密与用心。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还用毛笔写作的作家已经基本绝迹，毛笔书写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翻阅这批半世纪前的毛笔手稿，每一页，都仿佛可以看见一个时代的背影，每个字，或浓或淡的墨痕，都渗透着一位五四文人生命的呼吸，在纸张上安静地游走。
一页一页的文稿，仿佛默默写着他一页又一页的人生。
“我很喜欢佛教里的两个字，曰业曰缘，觉得颇能说明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仿佛与遗传及环境相似，却更带一点儿诗意。”
这是1936年，周作人在他著名的一篇随笔《结缘豆》写的话，文章写的是他故乡阴历四月八日佛诞日的习俗，人们取豆，散予市人，谓之结缘豆。
周作人一生波折，是“业”，随着他生命的过去，也就随风而逝。但他的文章、书法、手稿，却依然如故，流传下来，还是和当年一样的纸张墨迹，一样的韵味，“却更带一点儿诗意。”
这批手稿，当年从遥远寒冷的北京，来到南洋热带，寄送给周作人从未见过面的郑子瑜，是“缘”。
多年以后，我能有机会成为经手处理周作人最后一次“投稿”的编辑，也是“缘”。
后来，我还能有机会从郑子瑜先生手中，接过这批他珍藏40年的手稿和书法，有如接过周作人笔下的结缘豆，如此结缘，如此奇妙，好像也真的“觉得颇能说明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呢。
（作者是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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