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许多碑得赶紧拓下来。”拓片师余康博士站在茶阳（大埔）会馆一块老碑前，指尖轻轻划过凹凸不平的字迹，带着一份深沉的敬畏。
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块碑，而是祖先智慧与文化的载体，是人类与历史对话的桥梁。会馆重视碑上的信息与历史，让余博士与王思思博士搭档做拓片。
新加坡许多老碑，未必有这样的机会，余康有感而发地说：“新加坡的碑情况不容乐观，如果没有更多人重视，这些碑就消失了！”
王思思博士急切地说：“为新加坡许多老碑做拓片，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抢救新加坡石碑刻不容缓
拓片（rubbing）指从碑刻、铜器等文物上拓印下其形状、文字或图画的纸片，是在印刷术和照相发明以前，中国人用以流传文字、图象的古老方法。即使在印刷和照相科技、三维扫描极为发达的21世纪，拓片仍没完全被取代，因其“传真”和“传神”效果受到青睐。拓片可供研究、展览，作为修复碑的参考等。
来自中国的余康博士与王思思博士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和历史系的博士后，两人在新加坡修读博士时受到丁荷生教授的启发，决定做拓片来记录碑。从博士班毕业后，他们有空时全岛跑透透抢救石碑。
余康露出担忧的神情说：“石碑一直在败坏中，有的人选择框上玻璃来保护，但有些碑的材质根本不适合框玻璃；有些用现代科技去扫描并重新刻一个碑，这等于把老碑变成一个新碑，这样的维修方式很糟糕，很多信息丢失了，也失去了碑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如果晚十年再做拓片，效果是不同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得赶紧做。”
余康说，两人是从研究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我们没钱请中国的师傅来做拓片，只能自己做。我们当研究生时，因研究碑刻而接触到拓片技术，在中国也有很多做拓片的朋友，可以向他们学习。”
两人前年开始做拓片，从马六甲开始，之后为新加坡金兰庙的碑、武吉布朗坟场的墓志铭，以及会馆、祠堂的碑等做拓片。王思思说：“我们已做过逾百块石碑，不限种族、宗教，碑在哪就做到哪。会馆的碑含有许多信息，我们计划把碑上的人名和商号，与庙宇已做好的数据库，以及另一批商业数据库连接起来，做相关研究。”
拓片步骤讲究手法力度
拓片，看似简单，实则繁复。首先得扫除碑上的灰尘，然后边给碑喷水边上纸，接着锤碑、刷墨，每一步都讲究手法与力度。一点点偏差，就可能毁了整张拓片。这是门需要耐心和敬意的技艺，一张好的拓片，承载的，是碑的灵魂。
余康释出一个笑容说：“我们经历了很多失败，才掌握到当中的技巧。”王思思补充：“东南亚气候又热又潮湿，我们采用湿拓法，即锤完了直接上墨，而不是等纸干了才上墨，这能确保上两三次墨的时候，纸还在碑上面。干拓法需要更多经验，中国有些师傅也许做了七八年，才能做出一张像我们这样比较完美的拓片。”
王思思说：“在中国，拓片师傅讲究保留碑的纹理，但我们重视保留文字。比较小的碑，我们得用比较小的拓包去上墨。何时取下纸张要看纸的湿度，太湿会有重量，像一块布塌下来，太干又会黏在碑上。”
拓片在中国是一门传统技艺，王思思说新加坡人却对拓片很陌生，“很多人以为我们的纸要留在碑上，或者以为我们是来清洗碑的。我们希望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拓片这门古老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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