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捐粮不让爱心食物变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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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是我国三大垃圾源之一,2019年产生了74万4000吨食物垃圾,相当于每人每天丢弃两碗米饭;2020年则浪费了66万5000吨食物。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21年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报告,约4.5%的新加坡人口面对严重的温饱问题(food insecurity),意味着平均每20人就有约一人吃不饱。其实很多扔掉的食物还能吃,粮食捐赠活动也不少,问题是供需难以对口。

如何精准捐粮成了拯救饥饿大作战的核心,我国公益界正朝向这个方向努力。

专门帮助穷困年长者的众弘福利协会,对于派发粮食自有一套做法。协会在德福10巷、占地3500平方英尺的货仓里堆满了食品,但他们不是请义工把各样食物包一包送上门,而是请老人家“网购”。

这些老人家是协会的“会员”,协会每个月通过手机发出粮食单,老人家就照着所学的步骤,用手机WhatsApp在图文并茂的清单照片上打钩。没有手机的,就靠义工上门递上清单,用笔打钩。老人家每两个月可从24样食品和日常用品中选择八样,“下单”后,义工会像送餐员那样把东西送上门。

众弘福利协会的受益者每两个月可从24样食品或日常用品当中选择八样,之后由义工包装,把救援礼包送往各户家庭。(众弘福利协会提供)

众弘在桥北路和菜市区也设置了两台自动领取机,让住在附近的200多名会员前去领取干粮和日常用品。众弘计划今年在另两个地点设置自动领取机。

众弘福利协会也在桥北路和菜市区设有两家自动贩卖机,让受惠的年长会员可自行领取干粮和日常用品。(白艳琳摄)

精准捐粮、不重复、不浪费,是众弘的理念,让老人家自己选,就是他们的做法。

收到用不上的食品 年长者大多不会退还

为了更好地协调食物援助的供需,越来越多组织像众弘一样从传统的盲目捐粮转型到精准捐粮,减少了浪费。政府也计划居中协调各个机构的食物援助。

众弘目前为全岛800多名有需要的年长者提供食物援助。总务林胜来说:“派送礼包虽然容易,但根据年长者的个别要求来准备礼包很困难。我们告诉会员,如果某个月份已有别的机构给他们提供某些物品,就不要在我们的清单上选择同样的。”

他指出,很少年长者会把用不上的食品退给机构,让机构转发给别人。

众弘的会员当中,六成家中不开伙,尤其是独居老人。记者跟着林胜来和义工走访租赁组屋时,遇到相依为命的一对兄弟。他们从不下厨,家中有六七袋五公斤装的米,各种牌子的苏打饼也堆积如山,一些已过期。

林胜来说:“有些年长者的心态是,既然有人给就拿。如果不拿,下次可能就没有了,或者别人会认为他们不需要帮助了。但这造成了浪费。”

他说,每到佳节期间,许多企业和个人都会行善回馈社会,租赁组屋成了“首选”。“很多出钱的人其实不太了解受益者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不开伙家庭更需要热腾腾饭菜

善粮社执行总裁沈美霞指出,比起干粮,不开伙的家庭更需要的是热腾腾的饭菜。因此,善粮社若遇到需要餐食的人,就会把他们转介给提供餐食的愿之心(Willing Hearts)。同样的,愿之心也会把更需要干粮的家庭转介给善粮社。

善粮社在文礼和蒙巴登设立了“善粮小铺”,提供米、油、鸡蛋、罐头和牛奶等必需品,每月让低收入居民或年长者去挑选。

小铺会记录下受益者领取的食物,并通过数据分析,总结情况。例如,有人领了太多甜食,善粮社义工就会上门,提醒保持饮食均衡。有些长者不便外出,数据系统可助义工找出他们要的食品和分量,由义工送去。

此外,善粮社通过数据了解哪些食品更受欢迎后,也可引导捐赠。

沈美霞说:“善粮社收集到的数据反映出受益者的心声。通过了解他们的习惯和选择,我们才能够更确定什么物品对他们有用。善粮社也跟公众分享数据,让大家更有效而且负责任地捐赠食物。”

方式① 全国统一配对库 改善援助分配食物情况

2019年成立的跨机构食物救济工作小组(Charity Food Workgroup)提议建立全国统一的“食物配对库”,并且委任食物援助协调员。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受询时指出,自前年开始在甘榜格南、惹兰固哥、景万岸—菜市试行委任食物援助协调员以来,这三个地区的食物援助分配改善了。

协调员一般由基层领袖担任,任务是促进不同组织的沟通与合作,并深入了解不同地区家庭的需要,让捐助者跟这些家庭配对。

例如,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与景万岸—菜市的食物援助协调员和工艺教育学院学生合作,对那一区的低收入家庭的食物需求进行问卷调查,然后将他们与合适的援助组织联系起来。

为了多利用大数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去年初还设立了两个平台。一个是名为“食物指南”(food directory)的统一平台,让公众和社会服务机构根据他们所在的位置或饮食要求,搜索食物援助点;另一个是“食物资料库”(food database),为有需要的家庭与合适的食物捐赠组织配对。

这两个平台的初期用户是食物救济工作小组成员,如善粮社、非盈利组织Free Food for All,以及各区的食物援助协调员。

善粮社执行总裁沈美霞指出,有了食物资料库,当公众向善粮社申请援助时,它就能查询申请者是否还获得其他组织的援助。

“这将减少服务的重叠,把资源也分配给未得到帮助的人,使食物援助分配更公平,这就能够填补食物援助目前的漏洞。”

国家发展部长兼负责社会服务整合事务的李智陞,去年3月在国会宣布,将在全国21个市镇设立或扩大社区联系站(ComLink),帮助1万4000户租赁组屋家庭与他们的子女。

该部门受询时说:“当与家庭接触并进行需求评估时,我们也询问温饱情况,并将需要帮助的家庭转介给食物援助协调员或提供食物援助的慈善机构,让他们进一步获得帮助。”

方式② 社区冰箱让居民各取所需

民间组织社区冰箱团队(Fridge Restock Community)从前年11月起,每周都到巴西班让批发中心“拯救”新鲜果蔬,一年就收集超过127吨的食材。假设一人每餐吃500克的食物,社区冰箱团队去年就足以提供近25万4600份餐食。

团队与居民委员会、民众俱乐部以及慈善机构合作派发果蔬,在全岛设了18个社区冰箱,一周补货一两次,由各区居民管理。

洪康宁(81岁,退休)时常在家给自己和女儿做饭,所以不时会到大巴窑1巷第170座组屋的社区冰箱取新鲜果蔬。“我得看冰箱里头填补了什么,再想想自己会用到什么才拿。不是每一次都有收获,但我每次不会拿太多。”

倡议食物零浪费的递而爱—由逝而生(Divert for 2nd Life,简称D2L)是本地另一个食物拯救义工组织,旨在让卖不出的食物“重生”。

D2L创办人林庆慧受访时强调:“想落实食物零浪费,任何数量都有意义。我们收到的食物有时有100多公斤,有时只有1公斤。”

2018年设立的D2L目前有180名义工,平均每月“拯救”约12吨过期、包装受损、卖不掉及卖相不好的食品。

这个组织与60家公司合作,涵盖食品供应链中的各方,如农场、批发商、进口商、分销商、实体和在线零售商、酒店、餐馆、咖啡厅,以及其他食品服务业者。受益者目前超过5000人,不能吃的食物也可用于其他用途,如生态酶、动物饲料或堆肥等。

林庆慧说:“食物零浪费还是个新概念,很多企业坚持它们没有浪费,或宁愿把还能吃的食物丢掉也不让我们把食物送出去,他们担心要负责任,也担心影响声誉。”

为了确保受惠者不会因吃了食物后出现问题而怪罪捐赠企业,D2L采取了捐赠者匿名原则。

方式③ 协调员提高捐赠及派发效率

林家荣(30岁)是惹兰固哥的食物援助协调员。他留意到,去年疫情严重时,有居民全家隔离在家中,却不能像其他家庭那样点餐过日,因为外卖送餐不便宜。

他自2019年开始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合作,主要协调九座租赁组屋的食物援助工作,让捐赠和派发更有效率。

据林家荣估测,那里超过七成的住户需要援助以解决三餐,食物捐赠与分配存在不均。“一些有需要的居民不知道如何获得援助,有些家庭却同时获得不同组织的照料,收集过多或他们一般不吃的食物,如不煮饭的独居年长者收到很多米、盐、酱油等等,最终吃不完就浪费了。”

与其只根据人均收入评估哪户更需要援助,他会进一步了解受益者的健康状况、家庭环境和饮食偏好等,更好规划如何分配食物援助。

去年哈芝节期间,林家荣与MUIS、马来活动执行委员会(MAEC),以及不同自助团体合作,简化食物派发流程,让更多惹兰固哥的马来家庭能在佳节期间收到食物礼包。

不过,如果缺乏协调就会造成重叠和浪费。

邻里组长负责协调 整合不同家庭需求

本地有276座租赁组屋,彼岸社会服务帮助分布在18区大约66座的3000户。

彼岸社会服务在各区委任居民成为邻里组长(neighbourhood leader),协调食物援助工作。食物援助社工杜悦领目前与约30名邻里组长密切联系,其中一人是单身母亲燕玲(42岁,技术员)。

燕玲和14岁儿子住在义顺,她去年5月起利用业余时间当邻里组长,主要为义顺区两座租赁组屋近100户进行协调。她挨家挨户拜访,了解各个家庭的需求。

家里有孩子正在发育的,希望收到更多有营养的食材,如鸡蛋或肉食等;常在家里煮饭的年老夫妇希望收到白米或新鲜食材;不做饭的单身汉则更想要日常必需品如厕纸或口罩。

杜悦领说:“燕玲把不同家庭的需求整合起来,列出两个不同的食物单,分别给年长者和年轻家庭。接下来,她还会区分有下厨与没下厨的年长者。”

受惠者:食物礼包助节省开销

64岁的萨金娜(Sakinah Binte Hassan,退休)手头紧时,一日三餐不是吃快熟面,就是白饭配酱油和鸡蛋。

前年7月至10月,她领取善粮社、关怀家庭服务中心和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YMCA)每月发放的食物礼包,里头的米、沙丁鱼罐头、咖喱鸡罐头、鸡蛋油、麦片、燕麦和鸡肉等,让她省下不少开销。

萨金娜离过两次婚,有五个孩子,有的在监狱服刑,有的收入低,甚至零收入。她也在照顾一个有发展障碍的三岁孙子。“我比较喜欢从社区店铺挑选食物,这样才能按照自己的需求拿所需要的份量。”

她现在通过公积金退休计划和乐龄补贴计划获得现金补贴,也获得新加坡回教理事会(MUIS)的援助,加上孩子给的一些钱,她已不用靠食物礼包来过日子了。

彼岸社会服务食物援助社工杜悦领(47岁)说:“如果有人询问下次什么时候分发食物,说他们要规划开销,要省下伙食费花在交通或孩子的学业上,这就显示这个家庭在为三餐担心了。”

担心好心引来罪责 企业宁丢不捐

许多企业担心万一捐赠的食物造成食物中毒,须背负民事或刑事责任,因此选择把还能吃的食物丢弃。

这促使义顺集选区议员黄国光提呈个别议员法案(Private Member's Bill),要求政府考虑立法,让捐出食物的企业豁免被追责,以鼓励捐赠。

黄国光组织立法检讨委员会,在前年10月至去年2月同多名利益相关者展开咨询,包括酒店、食品制造商和非政府组织等。

委员会成员、三巴旺集选区议员傅丽珊受询时透露,据许多餐馆和酒店反映,自助餐是最浪费食物的,疫中禁止经营自助餐后,浪费就显著减少了。

避免食物浪费必须多管齐下。食物垃圾包括不可食用或不能捐赠的食物,若把它们转化为有用的副产品,可避免最终送到垃圾填埋场。

不过,傅丽珊提醒:“一些被丢弃的食物是还能吃的,把它们转化为饲料、肥料或沼气是一种浪费。把这些食物捐出去不仅可以解决食物浪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帮助挨饿和没有获得足够营养的家庭。”

她指出,上述立法建议旨在鼓励和保障希望行善的企业,但前提是须有足够的检查程序来确保食品安全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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