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什么都要。
要事业，也要孩子。
先别不信这个说法，因为即使新加坡的生育率大有“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趋势，新加坡政治研究所2024年1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显示，有意组织家庭者还是占了大多数，预计自己会结婚的单身青年占68%，未生育者当中也有67%希望未来会有子女。
这意味着，低生育率并不是因为人们抗拒组织家庭，更可能是卡在“从想要到行动”的现实门槛。
当然，生不生孩子的现实考量不止一种，但对许多事业有成的年轻专业人士来说，最难承受的，往往是职业轨迹的中断。
在越来越多男性协助分担育儿责任的今天，这个现象也不再是只有女性才会面对的困境。
对专业人士来说，事业除了需要投注时间与精力，在职场上的曝光度也不可少。
生育在职场上发出的信号，不只是因为请了产假或陪产假缺席数周，而似乎在暗示：这人可能不再“全情投入”。
在竞争激烈、节奏紧绷的职场里，这种信号的代价，远比账面数字来得高。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提振生育率政策的出发点。
政策或需改变思路 不将生儿育女与牺牲画等号
我们现有的鼓励生育政策，无论是现金补贴、税务减免，还是托育支持，本质上都是承认生育必然带来损失，然后试图弥补这份损失。
这些措施不是没有帮助，却间接加深一个既定印象：生儿育女，就免不了要做出牺牲。
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因为“牺牲”一旦被设为不可动摇的前提，政策讨论就只剩下“补多少”，而不会问“能不能两全其美”。
“弥补牺牲”和“两全其美”，乍看之下差别不大，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哲学。前者默认个人必须先退一步，社会再补一把；后者则突破“非此即彼”的设定，转而思考：工作与育儿，能否并行？
当政策设计始终以“牺牲”为起点，年轻人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孩子”，而是“要牺牲多少”。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多补贴，也很难改变根本判断。
今天，真正能够同时拥有事业与孩子的人，往往有够高的收入、可动用的家庭支援，或时间高度灵活的工作。换句话说，他们有的是条件，不是制度上的保障。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事业发展越好，对待生育就越谨慎，因为他们明白，不管他们多想结婚生子，现有的制度是难以同时承托事业和家庭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单纯把低生育率归咎于价值观改变，或指责年轻人“不愿付出”，其实有欠公允。我们可以做的，是重新检视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否仍停留在奖励“愿意牺牲的人”，而不是致力于减少牺牲。
当低生育率与水供和气候变化同等重要
政府今年2月宣布成立跨部门工作组，通过四个管道重塑国人对结婚和生育的观念，可说是踏出正确的一步，但前提是工作组日后提出的建议，不再只是为父母“减损”，而是切实打造能让父母兼顾事业家庭的社会。
副总理颜金勇也在今年2月，将低生育率形容为“关乎生存的挑战”，历来被政府贴上这个形容词的问题不多，大概只有水供和气候变化这两个。
当生育率被上升到“关乎生存”的层级时，问题就不再只是力度，还包括方向。
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说过，“在活命水面前，其他政策都得下跪”，现在就看政府会不会拿出一样的决心，应对生育率问题。
毕竟，如果社会继续以“弥补牺牲”当作政策设计的前提，那么它实际上已经替年轻人做出了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