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男子被控非礼猎头公司女职员的，原被判四年监禁及六下鞭刑。案件上诉至高庭后，高庭法官认为国家法院法官忽视了女职员证词中的诸多漏洞，控方证据不足，最终判男子无罪释放。
来自印度的新加坡永久居民安吉原被控一项非礼罪名，指他于2023年3月1日晚上，在樟城坊的育婴室内非礼一名企图挖角他的猎头公司女职员。
判词未揭露女职员的身份及年龄。高庭在其他案件中曾解释，即使被告最终被判无罪，也不应该因此就不再保护投诉人的身份，以免阻吓未来的潜在投诉人。
审讯揭露，安吉当时是一家银行的科技部门职员，这家银行是女职员所属猎头公司的客户。尽管明知不应挖角客户公司的员工，女职员仍在一名同事的劝说下，约安吉见面，理由是安吉与妻子当时正考虑换工作。
两人约在樟城坊某餐馆吃饭喝酒。至于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双方各执一词。
女职员称，两人酒过三巡后开始谈论性爱，她感到不适，借机到厕所哭泣，并打电话给男友和朋友求助。从厕所出来后，安吉将她堵在门外，问：“你是及时行乐的人吗？”她回答后便被拉进育婴室。安吉抓住她的手往自己的下体摸去，她趁机脱手，发短信向朋友和男友求助，并致电自己的女上司。安吉见状离开，她在女上司的鼓励下报警。
安吉则称，是女职员主动问他要不要亲热、开房，他因有家室而拒绝。他建议送女职员回家，两人在路上可以亲热，但女职员坚持要去育婴室。在育婴室内，女子主动摸他的下体，事后还想接吻，但他嫌女职员有口臭而拒绝。女职员爆粗口骂他，但他未在意，回座继续喝酒，不久后被警方逮捕。
高庭法官在判词中指出，女职员的证词存在多处矛盾，难以完全采信。
例如，她称自己因安吉将话题转向性爱而感到不适，甚至快要“崩溃”，却没有直接离开现场。她解释称，已为自己“留下后路”，让男友打电话给她以便有借口离开。但法官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下，她其实随时可以离开。
高庭法官指出，仅凭女职员没有离开这一事实，虽不应自动被视为削弱她的可信度。但在评估她陈述的真实性时，仍有必要审视她对自己为何没有走开所作的解释。女职员在审讯中称没有离开是因为安吉不让她离开，但这一说法她在之前从未提及，前后不一。
此外，女职员与女上司的证词也存在矛盾，但审讯中无人就这些细节要求两人澄清。
女职员的男友不愿出庭供证，辩方只能申请将其口供笔录呈堂。而笔录与女职员的供词也有所出入。例如，男友称女职员告诉他安吉企图与她性交，但女职员从未说过此话，甚至在审讯中坚称是男友“撒谎”。
高庭法官声明，他无法充分确信女职员的证词在整体上的一致性，也认为控方未提交足够的外部证据支持她的说法。即便安吉本人的说法可能也不太可信，但对本案结果并无实质性影响。
法官说：“我深知，在此类案件中，证人的回忆通常会出现人为错误，因此应该谨慎行事，应当避免因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不一致驳回投诉人的证词。然而，投诉人证词中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并非仅仅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触及她对上诉人指控的核心。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我无法确信原审定罪是稳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