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全球各地都存在着要求对亿万富豪采取某种抑制行动的呼声。
随着最近几年通胀加剧，生活成本不断攀升，这种社会情绪尤其高涨。有人主张，各国政府即便不采取激进的“劫富济贫”措施，也理应对那些极度富有的高净值人群征收更重的税赋，以此推动社会的财富再分配。
然而，也有部分声音认为，若富豪是在合理公平的情况下，以自身努力获取财富，那就不该对他们课以重税。
《经济学人》的调查就发现，全球有越来越多亿万富豪是以合理及公平的方式获得财富，而非仅凭政商关系、金权交易等灰色手段致富。
这项调查结合《福布斯》、胡润研究院等机构数据，将过去25年内约7000名亿万富豪的致富途径分为两类，即“非竞争性”及“竞争性”。
非竞争性类别，意即并非以合理公平方式聚财，包括依赖政治关系与特权的行业，如赌博、建筑、军火及采矿业等发迹的富豪。上世纪90年代趁苏联瓦解后的混沌局势，瓜分国有资产的俄罗斯寡头，以及“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豪门继承人都在此列。
至于竞争性类别，则是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处于这一类别的，包括在新兴科技领域，以及零售、餐饮、制造和奢侈品等传统行业白手起家，积累大量财富的企业家。
《经济学人》分析后发现，竞争性类别，即财富取之有道的亿万富豪，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份额大幅飙升，这些“取之有道的财富”，有史以来首次达到全球亿万富豪整体财富的一半。
换句话说，全球亿万富豪超过一半的财富是靠合理公平的方式赚取。
《经济学人》为此主张，当有越来越多亿万富豪是以合理公平方式获得财富，变相惩罚他们的高税赋便不再合理。
同时，若以过重税负逼走富豪，或降低他们追求财富的积极性，恐怕也会连带影响社会其他阶层的就业及整体生产力，进而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
新加坡最富裕1%家庭 拥有全国约14%家庭总财富
这类讨论在新加坡同样也是舆论焦点。
作为知名的亚洲金融中心及资金避风港，完善法治、政治稳定及具竞争力的税制吸引许多富豪在本地荟萃一堂。
然而，由此产生的贫富悬殊，也让不少普通老百姓产生相对剥夺感，近而要求政府实施更多财富税制，以避免财富过度集中。
根据官方数据，新加坡最富裕的1%家庭，拥有全国约14%的家庭总财富；若看最富有的5%，则合计掌握约33%的财富。
无论如何，在财富再分配的力度上，新加坡政府秉持务实的态度。
黄循财总理在今年财政预算案的辩论中挑明，新加坡已通过房产税及拥车证等制度实施累进式财富税制。
他强调，财富再分配有一定局限，由于资本与人才具有高度流动性；若一味提高税率，最终可能加重中间阶层的负担，也可能削弱国家竞争力、企业活力与就业创造能力。
因此，政府选择采取平衡策略，在维持税制适中，且具累进性的同时，把资源再分配给更有需要的群体，并持续投资人力资本。
归根结底，正如《经济学人》的分析所揭示，现代社会的创富逻辑已发生变化。当更多亿万富豪是通过自身努力，而非钻漏洞的方式积累财富，在鼓励积极性与维护社会公平之间，自然也必须采取更为平衡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