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宣布，从2029年1月1日起，本地员工的法定退休和重新雇佣年龄将分别上调至65岁和70岁。
这比早前规划的2030年，还提早了一年。显然，当局认为这项变革宜早不宜迟。
不出所料，每当有退休年龄延后的消息传出，“活到老做到老”的批评声浪便会浮出台面。
但撇开个人主观意识不说，随着人口结构产生变化，从整体社会福祉和国家存续角度来看，调高退休年龄恐怕有其必要性。
最近几周席卷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大规模示威，究其深层原因，离不开人口老龄化迫使公共支出大幅向养老金倾斜所引发的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与西方社会常见的养老金制度不尽相同。
新加坡人退休后个人每月领取的公积金入息多寡，取决于退休前的收入，以及个人和雇主的缴纳程度；反观西方社会养老金多采用现收现付制的全民退休金模式——向正在工作的成年人抽取一定比例的收入，用于支付退休者的养老金，更像由一整代人供养另一代人的制度。
两相比较下，新加坡公积金相对稳定，没有“倒闭”风险，西方养老金制度则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萎缩和老年供养比例（指每一名退休者对应工作者的人数）降低的多重压力下，更容易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一旦政府不得不拨出更多公帑填补养老金的空缺，势必又会进一步挤压医疗、教育、基础建设等其他重要公共支出。
然而，新加坡公积金再稳妥，也不代表我国没有必要提高法定退休和重新雇佣年龄。
我国整体预期寿命增长 延长事业生涯提升退休保障
2025年，新加坡整体预期寿命已达83.9岁。得益于医疗水平提高和保健意识普及，国人不仅退休后的寿命大幅延长，也能在更长的岁月里保持健康体魄。
在此背景下，适度推动国人延长职业生涯，积累更多养老资本，是提升退休保障，构筑更具可持续性社会的必要举措。
人口老龄化亦会导致劳动力缩减，造成国家整体生产力下滑。从经济角度而言，随预期寿命提高调整退休年龄，也有助于缓解大量劳动力因届退休年龄，退出职场所带来的冲击。
无论如何，官方数据显示，年满50岁的员工2025年虽然只占居民劳动力四成，却构成本地低薪员工的六成。这变相印证了部分国人的担忧，即“活到老做到老”不是选择，而是迫于无奈。因此，如何降低人们为了生计而不得不继续工作的焦虑，也是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是否能取得社会共识的关键前提。
年长员工就业劳资政工作小组建议当局，应加强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及调整渐进式加薪补贴计划（Progressive Wage Credit Scheme），支持雇主给低薪年长员工加薪。政府已接受工作小组提呈的建议，并预计在明年国会拨款委员会预算案辩论时公布各项细节。
此外，尽管政府宣布调高法定退休年龄及重新雇佣年龄，但舆论中不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担忧。
持这类观点者主张，部分企业可能阳奉阴违，设法逼退年长员工，纵使退休年龄订得再高，只要雇主不充分配合，恐怕也很难实践政策原本的初衷。
因此，无论是提高退休年龄，抑或是鼓励企业设计灵活岗位，让更多年长者继续在职场上作出贡献的做法，当局应有胡萝卜与大棒并行的相关配套措施，一方面祭出具威慑效果的罚则，另一边厢提供诱因，鼓励雇主配合。
提高退休年龄，既不容易，也未必受欢迎。但从长远来看，这是避免整体经济遭人口老龄化和生产力下滑等不利因素拖垮，进而导致更多年长者晚年生活陷困的必要举措。
一旦当局被迫出手填补退休者的财务黑洞，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势必受到排挤，届时恐将衍生一连串社会矛盾。年轻世代若因此对未来感到绝望，社会撕裂及动荡的风险也将大幅攀升。
新加坡目前没有走到那一步，但务必居安思危，只有未雨绸缪，才能确保我们永远都不会走到那般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