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以食为天,获得温饱,是维系人类生存与尊严的基本底线,也是社会安稳的关键。

不过,即使在新加坡这个已高度发展的国度,仍有部分群体可能面对三餐不继的难题。

包括《联合早报》在内的本地媒体,就多次报道一些坚持低价出售食物的小贩。他们宁可少赚一些,也要帮助较贫苦的街坊吃上一顿温饱。

例如一家在惹兰固哥熟食中心的马来餐摊位,女摊主过去曾碰到老人家因不能空腹吃药,只能拿着仅有的8角或2元,请她按他们手头上有的钱给点吃的。这让她产生了恻隐之心,决定把餐食价格下调至一律2元5角,即使食材成本上升,也坚持不涨价。

这类佛心摊贩,是照亮低收入人士生活的一束微光,但也折射出食品价格持续攀升之际,本地低收入家庭首当其冲,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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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起价她不涨 2元5角摊守住年长者一餐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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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鹅北设餐食贩卖机 每份售价不超过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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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卖摊主哈妮(左一)与年迈父母一同经营位于惹兰固哥熟食中心的“$2.50商店”(The $2.50 Shop)摊位,每份餐食一律售价2元5角。(蔡家增摄)
售卖摊主哈妮(左一)与年迈父母一同经营位于惹兰固哥熟食中心的“$2.50商店”(The $2.50 Shop)摊位,每份餐食一律售价2元5角。(蔡家增摄)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2023年的住户开支调查,本地家庭在食物方面的支出占了每月开支的20%,是仅次于住房(29.8%)的第二大开销,第三大开销则是交通(13.4%)。

收入最低20%阶层的家庭当中,食物开销占家庭月收入的比重,更远远高于其他收入阶层。

根据计算,最底层20%家庭每月含外食及自煮的食物开支,占其月收入的26.6%;第21百分位至40百分位家庭为15.3%;中间20%为11.5%,第61百分位至第80百分位为8.8%,收入最高20%的家庭更低至5.4%。

其中,最底层20%家庭在小贩中心、咖啡店和食阁等餐饮场所消费的占比,更达到他们外食支出的67.4%,同样高于其他收入阶层的家庭。

这意味着,上述餐饮场所的价格,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对他们造成更大冲击。

作为本地提供可负担食物的“最后堡垒”,小贩中心被期许能持续为消费者提供大众化价格的美食。但这种变相的社会责任,恐怕也加剧了小贩中心后继无人的情况。

本地年轻一代大多对小贩工作兴致缺缺,除了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内容以体力活居多,不符合年轻世代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要求,收入方面的不符预期,更是许多年轻人却步的主因。

《联合早报》早前曾报道,一对原本从事金融相关工作的兄弟档,在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开档卖酿豆腐仅仅五个月,便决定歇业。

尽管弟弟后来还是决定继续营业下去,但两人却也坦承,收入远不如从前是他们早前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之一。

这反映出在国人收入渐高的新加坡,越来越难吸引新一代入行当小贩,而改善小贩收入最直接的做法,恐怕就是适度地提高食物售价。

但要如何把售价提升到既可让国人接受,又能让摊贩取得更高盈利的程度,无疑是非常棘手的难题。

提高小贩收入和维持可负担食品是极难取得平衡的挑战。(档案照片)
提高小贩收入和维持可负担食品是极难取得平衡的挑战。(档案照片)

与此同时,就如文章开头所提,小贩中心是许多低收入家庭在外解决三餐温饱的重要去处,部分善良的小贩更是不计盈亏,坚持为贫苦街坊提供低价食物。

然而,单靠小贩个人的善意,未必能长期抵御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更无法根治小贩文化青黄不接的隐忧。

或许到了某个阶段,当局有必要适时介入,针对坚持提供平价餐食的业者提供更精准的补贴,例如通过租金回扣、食材津贴减轻佛心摊贩的经营压力。

唯有制度与民间温情相辅相成,才能铸造更坚实温暖的社会安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