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近年做出多项气候承诺，包括要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但整体气候行动仍不足。我国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为攸关生存的问题，尽管土地与资源有限，仍在九年内把清洁电力生产提升近八成，表现亮眼。
国际气候科学与政策研究机构Climate Analytics星期二（4月8日）发布针对亚洲国家的《全球气候承诺如何影响国家气候行动》报告时建议，新加坡可以在区域发挥更关键的气候领导角色。
这项报告聚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韩国、泰国和越南的气候行动进度。
这八个亚洲国家都承诺，到2030年，把全球范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和能源效率，分别从2022年的水平提高两倍和一倍；同时，把全球甲烷排放量，从2020年的水平，削减至少三成。
除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其他六个国家也承诺最迟在2050年淘汰未减排的燃煤发电，并停止发放新的许可，停止政府对全球新的燃煤发电项目的直接支持。根据新加坡2035年国家自定贡献，我国也会争取在2040年前淘汰未减排的燃煤发电。
然而，这些气候承诺缺乏约束力，各国做出具雄心的承诺，却未必采取具体行动实现目标，进而削弱承诺本应起到的效果。以煤炭为例，印尼、菲律宾和越南近年扩大煤炭的使用，甚至兴建新的燃煤发电厂。
至于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努力，报告指出，现有进度不足以实现2030年的目标，因为八国的可再生能源容量平均增长不达6％，远低于每年至少16％增长的目标。
我国2022年至2023年的可再生能源容量增长为22.4％，是唯一超越目标的国家。纵观2015年至2023年的增长，我国总电力生产从50太瓦时，增至57太瓦时，升幅为14％；其间，我国也积极开发清洁电力，生产跃升78%。
评估团：新加坡应加速去碳化
评估团队认为，新加坡这些年取得进步，但发挥的领导影响不足，纵使能如期实现自定的2030年减排目标，但目标本来就不够雄心。
模型按照我国现有气候政策与行动估算，到2030年，我国的碳排应该介于5600万公吨至5700万公吨，低于2030年的气候目标（6000万公吨），也低于2028年的拟议碳排高峰（6443万公吨）。
评估团认为，新加坡应加速去碳化，摆脱化石燃料，尤其是化石天然气，并设下更具雄心的气候目标，包括把碳税调高至足以把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的水平。
Climate Analytics高级分析师达斯（Nandini Das）博士是评估成员之一。她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从制定碳税，到绿色金融等环保政策上，新加坡在亚细安国家中的表现亮眼，但无法把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这其实反映出更大的问题——亚洲的环保努力和全球气候危机现实脱节。
“土地和资源上的限制影响新加坡的永续发展策略，必须从系统上推动转型，包括推进绿色金融、创新和国际合作，而不是仅着重在减排。”
达斯认为，虽然新加坡的碳排放仅占全球排放量的0.1％，但可以在亚细安乃至更广区域起到一定牵头效应。“新加坡可以成为气候领导者，推动绿色融资和脱碳知识共享，支持其他国家。”
我国早前定下更严格的减排目标，到2035年要把碳排放削减至介于4500万公吨至5000万公吨。达斯说：“这个减排水平不足以实现1.5摄氏度控目标，模型估算新加坡需把2035年碳排削减至2640万公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