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片推介
梁文福曾如此说过：我们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新谣文化，如果无人记录，我们这代人老去，新一代的就不知道我们曾有过新谣文化。
邓宝翠执导的《我们唱着的歌》，以自然推移的手法，从容的影像，不徐不疾梳理了新谣历史脉络，除了记录新加坡一代人的记忆，也隐含文化艺术底层波涛汹涌的激动之情。
《我们唱着的歌》（PG）
The Songs We Sang
娱乐性★★★★／艺术性★★★☆
剧情介绍：
记录了本地上世纪80年代学生，在校园里自弹自唱蔚然成风的现象，回溯1980年至1990年新谣从萌芽，到渐入巅峰10年光景里的新加坡时代背景、语文文化与社会的变迁。通过熟悉的旋律，动人的画面和访谈，让观众认识与重温新谣的发展，回味昔日的青春。
在去年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看了《我们唱着的歌》，隔了将近4个月才写影评，是记忆拼凑的大考验，但还是替导演邓宝翠与她的团队感到开心，纪录片最终处理了片中歌曲影像等版权问题，有机会在本地公映。
身为从小就在这里生活的新加坡人，我对新谣缺乏认识，因为新谣在最红时，我爱听的却是西洋歌、日本歌，还有少数台湾与香港歌手的歌曲，对新谣只有微薄的认识，只知道巫启贤、梁文福与姜鄠。蔡忆仁主办的“新谣重逢演唱会”给了我很多养分，看邓宝翠的《我们唱着的歌》纪录片，则很感动，看到的不只是新谣，还有保留这场文化浪潮的声音与影像。新谣之父张泛谈到南大停办，华校生“灭了”，不禁悲从中来，说实在的，真想与张泛一起拭眼泪。
《我》直观新谣的价值
邓宝翠是70年代出生的导演，但她对纪录本土文化与艺术具使命，《我》看到她对电影用情很深，在这里做电影很辛苦，但她还是不畏困难，哪怕只是出现短短数秒的旧画面，她上山下海，都要拿到。《我》不玩花哨而走朴实风格，邓宝翠以敏锐嗅觉，细腻心思，自然推移的手法，从容的影像，不徐不疾梳理了新谣历史脉络，记录了新加坡一代人的记忆。
纪录片从走红海外的孙燕姿与林俊杰的访谈切入，看新谣如何让他们的童年有一个完整的记忆，新谣应该也是他们表演的启蒙。纪录片让人看到南大诗社对新谣间接的影响，歌手巫启贤则带来不少笑声。风趣的老巫在裕初创作了初恋歌曲。还有，他也不会念《邂逅》歌词中的“彳亍”，还说为什么要吧“行”写得那么开。
《我》抛开旁述，舍弃文字引导，很多时候只有访谈者的讲话，穿插卡带和录像带翻制的影像和歌声，看到新谣的催生走过新谣的巅峰，也直观了新谣的价值：老百姓写给老百姓的歌。《我》也隐含了文化艺术底层波涛汹涌的激动之情，本地对流行文化资料保存不是那么完善，《我》越显珍贵。
梁文福就如此说过：“我们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新谣文化，如果无人记录，我们这代人老去，新一代的就不知道我们曾有过新谣文化。”
纪录片少记一笔
去年看《我》时，觉得有不完善的地方，南大诗社部分稍微冗长，而海蝶音乐卖给中国却没刻画。海蝶当年成立，不乏“要把新谣传承下去”的宗旨，如今新谣落入他人之手，应该要记一笔，让纪录片更完整。然而看片四个月后的沉淀心情是：每个行业都是在修行，人应该往光明的地方走，不应往黑暗的地方钻。既然《我》当初的出发点是纪录新谣“盛行”的10年，有何不可？
邓宝翠：为《我》老了30岁
邓宝翠在香港念大学，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学电影，在《早报》副刊当了好几年影艺记者后，跑去伦敦深造电影。为了实践她的电影梦，一直两袖清风，不过多次与她接触，很清楚她的生命如何遇见电影，走向电影，并立情电影。她对电影的热忱使她已将现实人生点化为艺术人生。她为《我》耗尽体力，曾笑说仿佛老了30岁。这里，希望她知道生命最重要的部分不是成就，而是健康，身体是灵魂的家，好好照顾身体，才能拍摄更多精彩的电影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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