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能看到我的屏幕吗？”源自人们远距离互动时最常使用的话语。展览探讨科技对我们塑造自我的影响，在日益数码化的世界，如何与科技交流、接合。
新加坡美术馆新展“大家都能看到我的屏幕吗？”（Can Everybody See My Screen？）有好几个与访客互动、有趣好玩的装置。
美术馆新委托我国艺术家杨淑芬（1978年生）创作的《一件纪念品》是一台夹娃娃机，费时5年完成。杨淑芬在媒体预展说，其创作灵感来自网上的约会应用软件，“选择”与“机遇”对恋爱成功与否扮演关键角色，找到“命中注定的另一半”的成功率比中马票来得低。访客可花5元购买一个投币试下手气，能否夹到黑球赢得“爱的大奖”。一群媒体人玩了才知道这种找爱方式是赌运气，机会渺茫。
重新想象时间、空间和存在方式
疫情期间，人们高度依赖网上科技沟通交流。美术馆新委托 Xafiér Yap（1998年生）的游戏装置《第二个青春期》，让访客坐着玩桌面的平面电脑游戏。Xafiér Yap在天主教家庭成长，互联网的出现展示了崭新的世界，陪他度过青春期。《第二个青春期》通过游戏荧幕，从虚拟化身的视角探索虚拟世界，让人们可以重新想象时间、空间和存在方式。
展览名称源自人们长期进行远距离互动时最常使用的话语之一，以日新月异的科技屏幕，探讨科技对我们的化身、塑造自我的影响，在日益数码化的现今世界，我们如何与科技交流、接合。
虚拟和现实世界互动 艺术家早已做出回应
展览策展人王佩琴和丁彦惠指出，虚拟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互动，早在世纪之交，互联网爆发时期，艺术家们已做出相关回应。美术馆馆藏反映了这些视角，加上新委托创作共同呈现。展品作于2000年以后，美术馆馆藏有七件、新委托有四件以及借展作品一件。
美术馆新委托的混合媒体装置《追踪》（Trace2）是赵悦翰（1987年生）与一名舞蹈家和作家合作，重现了疫情期间我们进入公共场所躲不掉的“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门槛，以及其地理围栏、生物监控和那些应运而生的新生活方式。作品采用了由动作传感器启动的追踪系统，探索疫情的创伤后遗症，复原情况和对实体和数码空间的新认识。
早在“抖音”出现之前，就有了KYTV（Kill Your Television杀死你的电视机的缩写）艺术团体的多媒体装置《博人气之权术站》（P.O.P. Station）。它于2004年至2009年以互动形式呈现，到场的观众被邀请制作音乐视频，担任片中主角，借以讽刺音乐行业偏向使用公式化手法打造具商业价值明星的现象。美术馆委托的新版《精选集》以多媒体演示，追溯了KYTV的创作轨迹，视频墙上显示若干明星奋斗史、一段反映《博人气之权术站》演变的伪纪录片。
手机“自拍”出现之前，已有印度尼西亚艺术家泰拉·峇哲拉郭莎（Terra Bajraghosa）的电玩游戏机《那喀索斯像素岛》（Narcissus Pixelus，2009），让访客自主设计并打印个人数码照片。电玩游戏机一度风靡全球各地的青少年。参与游戏者必须选用代表肢体或配饰等物件的视觉形象格式来创造出理想化的数码自我，自选的结果往往与真人形象相差甚远。
展品还有：刘威延的多媒体装置《生命电路》、马来西亚张锦超以报纸纸浆制成的数百件砖块装置《无法读的墙壁》、中国曹斐（第二人生中的化身：中国·翠西）的录像装置《我·镜》等。
展览即日起至12月11日上午10时至晚上7时，在新加坡美术馆＠丹戎巴葛分销园（39 Keppel Road #01-02 Tanjong Pagar Distripark S089065）第二展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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