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师傅笑一笑，问，毛毛你倒说说，要打好莲蓉，至重要是哪一步。
我自以为做足功课，便说，挑出莲心？挑走了才没有苦味。
荣师傅叹口气，说，至重要的，其实是个“熬”字。
——葛亮《燕食记》
中国作家葛亮的小说《燕食记》获第10届 “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在小说里，广州得月楼独一无二的双蓉月饼牵绊着荣贻生精彩的一生，从师父叶七、母亲傅月，到徒弟陈五举，舌尖的羁绊从广州流转到香港，时间从动荡的晚清、民国过渡到现代，中秋月圆这个恒古意象，刻录了小说的阴晴圆缺，总也提醒着你我团圆总会到来。
打好莲蓉靠的是熬，这是匠人精神，也是普世哲学。
华人社会以食为先，见面打招呼都要先慰问肚子。葛亮说：“饮食对我们中国人太重要了。无论实际上是中国内地本土还是海外华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共情？有时候就是因为食物啊，一方水土一方人，而这个水土直接指向的，很多就是关于食物的思念，对吧？”
一如他在小说中写向锡允对父亲向太史的记忆，归结于一道菜、一壶酒：“太史一饮而尽，肃然道：阿允，从你记事起，我对你尽半父之责。可也要时时提醒你，莫要忘本。当年我和兄长，同师从追随康南海，同年中举，同具名公车上书，但命运殊异。我和他吃的最后一餐饭，只一道菜，就是这菊花鲈鱼羹。只一壶酒，是他从晋中带来的汾酒。”
向太史追随康有为，那是多大的时代风云？但在个人记忆海洋里，深深烙印在心底的，是那些餐桌上看似芝麻绿豆的琐事，葛亮说：“小说人物可能对于自己的人生过往已经记得不太清晰了，但他能记得那道菜，记得那道食物。”
好的小说像一面镜子
葛亮在访谈中多次提到共情的概念。
葛亮说：“好的小说像一面镜子，读者期待在这个镜子里面看到自己，或者看到一个差异化的自己，进而去丰富个人生命的维度。”
小说也是共情的空间，作家的书写仅完成了一端，读者的共感与诠释才让作品完满，甚至超越。
写小说不能只靠天马行空
葛亮爱下厨，他说虽然没有小说里高手们神乎其技，但自己做的菜还是挺好吃的。
对葛亮来说，要写一本饮食小说如《燕食记》，不能仅止于品鉴，懂得下厨，写出来的内容才不会遗憾。他认为烹饪是人生的寄寓，烹饪会投射出一个人的人生哲学，每个人对于饮食的态度，能折射出人生的态度。
在小说中，读者肯定也能感受到小说家一丝不苟的态度。
为了《燕食记》，葛亮拜访许多茶楼考察，参考古籍，还在书中创造不少菜色，如“熔金煮玉”，一碗极考功夫的素粥，是荣师傅父母的定情物，也是那离乱时代一抹淡雅“活气”。
在创作菜色时，葛亮总会考虑到可行性，自己尝试做过当中部分佳肴，如今还有粉丝加入尝试烹调书中美食，制作视频。葛亮说：“这种延伸互动非常奇妙，有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幸福感其实也是来自于此。”
中国饮食是种微言大义
葛亮1978年出生于南京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是艺术史学者葛康俞，太舅公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表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家人期许他成为一名文学研究者，当他前往香港深造，文化的冲击带给他回望故乡与家族历史的新视野，让他在学术道路上走出另一条小说的美丽山径。
《燕食记》是葛亮动笔写香港的一个顿悟瞬间。他说：“我需要长时间的情感积累，这种积累就像个开关，像佛教所讲的顿悟时刻，在一刹那之间，你会觉得，你可以去写它了。《燕食记》就是那个节点上的一个开关，就是对这座城市所有感情，包括长期以来在审美体验上的积累，包括对于它细节上的了解，在那个节点上都打开了。写《燕食记》的整个过程非常愉悦。”
葛亮说，中国人的饮食观，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部分，像“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样的说法，四两拨千斤投射出家国的意义。中国的饮食就是一种微言大义。如果读者感受到仁侠之气，那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里总有家国、天下的概念，而《燕食记》涉及个人成长的问题，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大命题，形塑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提供探索香港另一角度
在香港生活20年后，相对于其他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葛亮希望自己能提供另一种探索香港的角度。“我相信一座城市关照的面向是非常多维的，是开放的。我一直在探索怎么从我的角度去打开有关于对这个城市的书写。”
他认为人们对香港总有误解，以为这是一座被流行文化、通俗文化所覆盖的同质性国际大都会；不少人也批评香港人浮躁、冷漠。但在葛亮看来，香港有深厚的历史传承，也重视传统，他相信“任何一个重视传统的城市，那一定是有人情的，因为它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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