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的还有没有？有没有？”
我坐在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签证中心外，抱着我爸的外套、我妈的外套、我爸的背包和我妈的背包，手里还攥着我爸从安检口递给我的烟盒和打火机，刚从裤兜里被工作人员摸出来的。这是一座购物广场的顶楼，或者根据楼下星巴克店员的说法，是一座已经“黄铺啦”的购物广场的顶楼。我们跟着导航到这里时，四周大门都用铁锁封得死死的。我们仨只好到唯一一家能看到人的店里求助。这是我见过最岁月静好的星巴克，因为里面除了一个正在禅修般缓慢打咖啡的店员，别无他人。他同情地看着我们：“办签证啊？外边上直梯吧。”
我们和直梯里其他同样迷茫地抱着一厚沓文件袋材料的人面面相觑。大家彼此都没说话，仿佛如此早起忙碌，只是为了离开自己的祖国是一件挺见不得人的事情。还好，门一开，签证公司的推销员们蜂拥而上打破沉默：给你剪个照片呀，帮你检查下材料呀，领馆不可以带手机的，我们这里寄存20块钱，比里面都便宜！
我们往里一走，里面寄存都是10块。
走廊里，其他店铺清一色卷帘门紧锁，只有签证申请公司们亮着灯。走到楼层尽头才是领馆，警戒线后面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小窗口后的工作人员没睡醒似地扯长声又喊了一句：“还有没有八点的了？”我爸和我妈赶快举手，工作人员手一挥，示意他们到队伍前面来。他翻了翻他俩递上来的材料，拿起对讲机说了几句什么，身后的神秘小门便吱呀开了一条缝。仿佛对上了什么外星暗号，他俩星际旅行考核的第一关顺利通过了。
我看着我爸我妈消失在画着美国星条旗的磨砂玻璃门后，感觉自己像是送孩子来考试的家长一样紧张。昨晚在酒店，我对照着网上的攻略，给他俩进行探亲签证申请的最后冲刺培训，我妈正襟危坐，跟我对答：你们来美国干什么？参加我女儿的毕业典礼！你女儿在哪个学校？我妈熟练地掏出我的入学证明。你们俩是做什么的？我妈熟练地掏出他们俩的在职证明。你们俩什么关系？我妈还没来得及掏出结婚证，我爸在旁边一边啃着鸡骨架，一边含混不清地说，哎呀，没事，他爱问啥问啥，咱又不是坏人。
“不让签证官觉得你是坏人”正是所有签证申请的核心焦虑来源。毕竟没人知道签证官根据什么，在一分钟内决定你是不是坏人，这个判断的标准可能跟他／她早上是不是吃饱了饭喝饱了咖啡也有点关系。我坐在休息区左右一看，全都是“拒签分析”的大招牌。也有高手在民间，有一群大概七八个人，像是组团来办签证，其中一个人面色沮丧，旁边一戴着鸭舌帽的中年男人正在口沫横飞地朝他讲什么，一边讲手一边很有节奏地往下压，好像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偶尔有人举着代表签证通过的粉色小卡片笑着走出，旁边等候的人都要矜持地不动声色，但总忍不住瞟过去一眼，尝试从成功者的外表上找些规律，以对抗“签证官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打碎了我的美国梦”这让人无力的随机性。我不知道这个大厅里的人们都要去美国做什么，只看到排队的人都穿着熨得一丝不苟的外套。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只望着美国星条旗的大门。就连等候区的三排椅子也都朝签证中心的大门摆着，像戏院的观众席，坐在上面的人也都望着美国星条旗的大门。整个大厅里的人都望着美国星条旗的大门。只有招揽寄存生意的大叔大妈摇头晃脑地踱步着：“寄存10块啦，里面手机不能带啦！” 只有他们并不在意美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门开了，我爸我妈手上挥舞着两张粉色小卡片，走了出来。我妈眉飞色舞地讲签证官问她的三个问题，我爸打了个哈欠，表示要回去补觉。直梯门口的一家签证中心里挤满了人，好像是一个小学生的国际夏令营团体，叽叽喳喳在整理材料。我们和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正一脸忧郁地仰着头问：妈妈，我为什么要去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