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的夏，总是来得迟。
5月将尽时，海雾还裹着半城楼房，湿漉漉地粘在红瓦上。待到6月初，那雾才被阳光一寸寸舔净，露出湛蓝的天色来。这时候，槐花便开了，细碎的白花藏在翠叶间。风一过，就簌簌地往下落，铺在青石板上，像是谁撒了一把碎银子。
我总爱踩着这些“碎银子”走。从家门口数起，33步，恰好能走到劈柴院的转角。那里有棵老槐树，树下支着个小小的摊子。一张褪了漆的木桌，两口铜锅，还有块被糖浆浸得发亮的大理石板。这便是记忆里最甜的地方了。
摊主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我们都唤她作“糖姐”。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那眸子清亮得很，像是刚被雨水洗过的玻璃珠子，映着铜锅里琥珀色的糖浆。她总爱扎个高高的马尾，发梢随着揉面的动作一晃一晃的，偶尔粘上些糖霜，便在阳光里闪着细碎的光。
“又来啦？”她见着我，眼角便弯成了月牙。手上的动作不停，腕子一翻，那团糖浆便在大理石板上铺展开来。花生、芝麻、蔓越莓干纷纷落下，被她用掌心轻轻压进糖浆里。这动作她做了千百遍，却每次都像在完成什么了不得的艺术品。
我最爱看她熬糖时的神情。铜锅架在小炉上，糖浆咕嘟咕嘟冒着泡，她的脸被热气熏得微微发红，睫毛上沾着细小的水珠。这时候的她最是专注，连呼吸都放得轻缓，仿佛怕惊扰了糖浆的变化。直到那琥珀色的液体泛起细密的泡沫，她才舒展开眉头，嘴角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
“尝尝。”她总是把第一块切给我。刚出锅的雪花酥还带着温度，咬下去时能听见“咔嚓”一声脆响，接着便是绵软的糖芯裹着果仁的香气在口中化开。那甜味很特别，不是糖果那种直白的甜，而是带着焦糖的醇厚，混着花生芝麻的油脂香，最后以蔓越莓的酸味收尾。我总舍不得大口吃，要一点一点地抿，让那滋味在舌尖多停留一会儿。
“糖姐”的摊子从午后摆到日头西斜。这段时间里，劈柴院的时光像是被糖浆黏住了似的，走得特别慢。卖蝈蝈的老汉摇着拨浪鼓从巷口经过，电车在远处的马路上叮当作响，隔壁茶馆里的收音机咿咿呀呀唱着黄梅戏。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却意外地和谐，像是专为配着雪花酥的滋味而存在的背景乐。
我从未想过这样的日子会结束。在我15岁的认知里，“糖姐”的摊子就该一直在那儿，像老槐树一样永远扎根在劈柴院的转角。
直到那年夏天，父亲递给了我一张机票。“去念书，”他说，“见见世面。”我盯着那张薄薄的纸片，默不作声。窗外的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几朵白花扑在玻璃上，又无声地滑下去。
临走前，我特意绕到劈柴院。“糖姐”的摊子却没出，木桌和铜锅都不见踪影。邻居说，她母亲病了，得回老家照料。我在转角站了很久，数着地上的青石板，一块，两块，三块……数到第33块时，一片槐花落在我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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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再回来，劈柴院已经变了模样。青石板还在，老槐树也在，只是树下的摊子换成了一家连锁奶茶店。店里的姑娘用统一的语调机械地问着：“几分糖，去冰吗？”
我站在曾经数到33步的地方，缓缓抬头。槐花又开了。风一吹，那些细碎的白花便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我蹲下身，在第33块青石的缝隙里，发现了一粒干瘪的芝麻。 我用指尖轻轻捻起它。十年了，它早已失去了香气，只剩下一点微不足道的重量。松开手指，那粒芝麻轻轻弹跳了两下，最终还是停在了石板原本的凹陷里。
奶茶店的门开了又关，带出一阵甜腻的香精气味。我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第34块青石板上，一片完整的槐花正在阳光下慢慢卷曲。
如果没有如果，都已是十年后的6月，我又何必纠结那迟到的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