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异地的兴奋，很快就被一堂又一堂的早八早九消磨殆尽。我背着笔电，在捷运上被急着上班上学的人潮推搡，绿线转橙线的通勤路线竟与在小岛时雷同。除了投影片上的繁体字、每周一的棒球课，生活重回住处和学校两点一线的日常。
我以为我这就适应了台北的新生活。
一晚，我窝在宿舍做着一名学生必须得做的事情——读文本、写笔记、写作业……暖黄色的桌灯和廉价的合成木家具，宛如洞穴一般包围着我，整个世界仿佛只剩桌面和桌面的影子。忽然，日本室友推门而入，看上去心情大好。
“去哪里了？”我们之间用英语沟通。
“剑道社。”
“嗯？！”一是讶异于学校有剑道社，二则是惊异于他的勇气和社交能力。
他的华语不行，社员的英语也糟，但据他说运动这回事，双方比手画脚也能勉强沟通，最后他顺利加入。“以后我每周一、四会比较迟回来，可能会打扰到你。”
“没事。”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但回过头来，桌灯投下的影子好像越来越大，越来越深。
隔天，我走进了新诗社，周一和周四也开始去调酒社。那时并不觉得这会改变什么，但只要时间表有空档，我就揣着室友无意间塞给我的勇气，推门踏进无人认识我的空间。
一踏入人群之中，就能察觉周围的人多少有些“宅”。调酒社的社员很多都能尝出一款调酒里加入的是杜松子、香草还是柑橘，或是一款烈酒里是带着果香还是烟熏味，通过舌头和鼻子将一杯酒好喝或不好喝的因素层层拆解。来到新诗社，有一群人几乎入魔地对诗的语言如锁匠般孜孜不倦地拆解又重组，人人避而远之的艰涩诗句在他们手中成为必须要解开的谜题。
社员们都热情地接纳不请自来的我，但看着他们投入的样子，我却感到多少有些格格不入。
某次调酒社课后，微醺地骑着脚踏车从教学楼到捷运站，月亮高挂着，我从人声鼎沸的排球场旁经过。球场白晃晃的灯照亮挥洒汗水的人，橡胶鞋底摩擦球场的声音、球员用力击球的声音、奋力救球的尖叫和喝彩传进耳朵。按下不甚灵敏的刹车，我停下，双脚撑着脚踏车站在路边，听着球场的声音很久很久。
酒意上涌，心脏的鼓动震荡耳膜，脑袋里浮现许多过去漫游台北的所闻所见。几次社课以来那种在心头萦绕的，无法融入的感觉的来源逐渐被确定。
松烟、中山一带的夜市集里，摆摊的人卖着自己做的糕点、饰品、香水，即便门可罗雀也不见气馁。博物馆里的导览志工大多仍有正职，却在周末担任导览，只因为“想把喜欢的事情讲给别人听”。这些人，有工作，有疲惫，有责任，但也愿意花时间守护一个小小的热爱。在台湾的各个角落，遍地可见人们耽溺于一件无法在经济上获益的爱好。
在我心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一件事情，好像非得能带来些什么回报才值得被允许。于是我把热爱一件一件落在过去，变得不敢投入，甚至在一段感情中，用天平来精算双方为彼此付出的价值是否符合收益。
良久，我重新踩动从朋友那里暂借来的老旧脚踏车，灯光下，我和脚踏车的影子在地上拉长又变短，龙头因为生锈传来让人牙根发酸的声音，车架也因老旧而哐当作响。
我得学会不去在意。
夜风吹拂，我凭着醉意，开始在昏暗的椰林大道上疾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