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学时的朋友坐在首尔钟路某家咖啡店里。她第一次出国，也完全不会韩语，但点单时，她大大方方地举着翻译软件跟店主聊天，还能夸夸人家店里装潢好看。坐下来，我打趣说，你这确实看出来是东北孩子了，不怕生啊。她摆摆手：“出国之前有点怕，但昨天一落地，那个感觉就完全没有了。来都来了，有啥好怕的呢。”
中国东北的孩子，一般有两种。一种留在了家乡，另一种飞出来了，而且飞得很远。我们都是飞得很远的那种，所以觉得索性再飞远一点也不会害怕。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在南方打拼。现在一家人一起落到了南方，却也都共同在为房贷奔波。她说，我现在说“回家”，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指的是哪里。也不是东北，也不是南方，也不是那栋房子，可能就是我们仨在一起的地方。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吗？
提起“家”，我第一个想到也是我们一家三口，但不是在一个房子里，而是每次去机场的那辆车里。我爸在开车，我妈坐在我旁边，后备箱里装着那两个陪了我快十年、磨到破皮却依然坚挺的行李箱。我看着窗外，北方平原的雪地在车窗外流动着，像江水，不知道是它在送我，还是我在送它。我习惯了这样飘着，一开始不愿意把宿舍叫“家”，结果现在每年搬家搬到麻木，连管回到暂时只住两天的酒店叫“回家”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是啊，”她说，“东北人毕竟有游牧民族的基因嘛。”
可是什么“四海为家”，其实是“四海无家”吧？
我跟她说起最近那段让我很难放下的感情，是因为在那个人身上，我好像看到了自己落地的可能性，我看到了一种我从未期待过的，稳定的、平淡却幸福的生活。我细数着我和那个人有多么合拍，我可以想象和他像家人一样打闹、争吵、吃饭睡觉。她吸着咖啡，看着我，轻轻地说，“原来你在找家啊。”
原来我在找家啊。
她说，她回老家的时候，别人都说像我们这种飞出来的孩子，有出息、有能力，独立、坚强，但好像有点冷血、有点不通人情。“那些亲戚都说，这孩子心太野、想要的太多，连家都不回了。可是谁不想要家啊？只不过是家已经回不去了。”
她问我有没有回过老家看看。我想了想，去老家祖坟拜访的经历已经不太记得了，可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去看望太爷太奶。他们的骨灰葬在嫩江里。我们开车到嫩江公路大桥，第十一盏路灯的地方，把准备好的鲜花、包子和酒洒进江水，那时候我还没有栏杆高，伸着胳膊抓住栏杆向下看，江水就那样不停地从我脚下流过去，看久了就会开始眩晕，仿佛会被吸进去，觉得不是江水而是我在流动，怎样也停不下来。
我提起有一次韩语课，让我们画一年后、五年后和十年后的自己。她说你画了什么？我从书包里掏出一副三个火柴棍人走路的简笔画递给她，她看了看说，“都是在路上哦”。我说对。这是不是我落不下来的原因？我想到的，美好的未来，只能是一直在路上。
因为我们是看着江水长大的孩子。可是江水要流到哪里？
我们有一会儿没说话。她戳了一口蛋糕，叉子敲在盘子上，声音清脆。
她说：“十年前，你能想到我们现在正坐在这里吗？”
十年前，我们在上初三。我们座位中间只隔了一个过道，那时候中午她总会分享给我从家里带的长白糕，我总是很期待读到她的作文。那个夏天我们准备中考，73个人挤在一间没有冷气的教室里。我们那一届的校服是公认有史以来最丑的，我们那一届的中考成绩很高，但我们两个都没有考好。我说，那个时候我好像真的没想过以后会怎么样。她说，我也没有，那个时候也想象不到，十年之后，我们还能这样坐在一起，就像没分开过一样。
窗外天开始黑了，透过窗户的倒影，我们看到旁边一对韩国情侣也安静地各自喝着一杯冰咖啡，女生在看书，男生在平板电脑上写写画画。我说，再十年后，可能我们还坐在这里呢。
她说，“对啊。毕竟我这次办的韩国签证是十年有效期，钱都花了，不来白不来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