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去年到金门，探知19世纪曾经游走于新加坡与金门的文化先驱——林光铨的故居、墓茔与神主牌文献，解开林光铨家世之谜，及其在原乡的事迹，填补新加坡早年华人印刷业及报业史的一些空白。
从事文史考证或研究，田野调查是其中一项必备的手段。然而在做田野调查时，有时须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比方说在节庆时，做田野调查偶尔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发现。
笔者与台湾学者林建育多年前受邀为金门会馆编写《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时，曾不断探索《星报》创办人林光铨（字衡南）的金门祖居地及生平事迹，可惜始终无法获悉其究竟是属金门哪一乡人。皇天不负有心人，去年在冬至祭祀田野调查过程中，终于探知这位19世纪曾经游走于新加坡与金门两地的文化先驱——林光铨的故居、墓茔与神主牌文献。这个发现为我们解开林光铨的家世之谜，及其在原乡的事迹，从而填补新加坡早年华人印刷业及报业史的一些空白。
神主牌及“点主”仪式
不同民族，皆有其特有的葬俗。华人自古秉持“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正如战国时代荀子的《礼论》曰：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另外，华人历来相信人有三魂七魄（尤其是道教与民间信仰），认为人在亡故之后，七魂消散，三魂归于墓茔、宅邸及阴界，待轮回时再重归一体。而归于家中的魂魄就依附于神主牌位之中。
旧时闽南籍的殡葬仪式中，有一重要的“点主”习俗。即由长男反手负一座神主牌位于身后，背向墓葬跪地，再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点主官，以笔在神主牌位上的王字上点一点，成为主字，然后再将神主牌带回家中或祠堂安置。
这个习俗随华人南来而成为葬俗的一部分。例如1892年，本地闽帮侨领陈金钟（1829-1892）的葬礼上，担任为其神主牌“点主”的点主官是闽帮富商吴新科。
神主牌揭开林光铨家世
19世纪末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有两份重要的报纸刊行于市。一是创办于1881年的《叻报》，另一份则是1890年创刊的《星报》。
《星报》办报者是来自闽南金门岛的林光铨，办报前，他先开设一家名为古友轩的印刷馆。无论是出版业或报业，就文化上贡献而言，林光铨是先驱人物，然而曾经有一段时间，学界无法知晓其生卒年，包括一些原乡的事迹。
为弥补这小缺憾，通过多年的田野寻访，去年末终觅得林光铨的故居，并访得其神主文献。林光铨的神主牌粉面（外牌）镌刻：皇清诰授雍进士衡南林府君暨妣孺人许、陈氏神主。中陷（内牌）则墨书曰：考林公讳铨官享寿五十岁，生于道光甲辰年十一月二十日巳时，卒于光绪癸巳年八月廿六日卯时。短短的几行字，解开林光铨的生卒年之谜。林光铨生于1844年，逝世于1893年，离世年代比学界原来推测的稍微早。
林氏后人林元典亦带笔者到林光铨的墓茔勘察，只见墓茔而碑石不知所终，只余下墓手及坟堆。据林老先生告知，由于国共内战时，撤退金门的国军因急于建构防御工事，就连民居的门板、墓茔石材都遭征用。
林光铨的金门祖籍旧属马巷厅，翔凤里十九都，后浦保，上后垵村（现属金门县金宁乡）。其神主牌位即奉祀于林氏后人林元典（1950-）的家中。林元典是林光铨长兄林衡合的曾孙（按辈分称呼林衡南为四叔公祖）。笔者在访谈林老先生过程中，获悉这位曾经远渡重洋到新加坡的金门文人——林光铨之生平事迹。
然而，林光铨的事迹，距今已经过一个多世纪，为何林衡合之曾孙对林光铨的生平如数家珍呢？主要是由林元典的祖母（即林衡合之媳妇）口述相传。
林光铨共有兄弟四人，衡南排第四。长兄光圈字衡合；二哥光曹，三哥光就。林光铨原配许氏来自后浦南门，二房陈氏（原为许氏的丫环）。林光铨育有一女七子，神主牌上也镌刻其子嗣名字，长女：林蕊（金门出世，与大伯林衡合在金门生活），六子长幼为：读辰、贞辰、灿辰、祐辰、祉辰、祝辰。另有一养子名为福辰。
古友轩印刷馆创立
古友轩最初开设于直落亚逸街52号，《星报》创办后店面不断扩充，购置同街100至103号三个店面。据林元典追述，林家祖上在金门实际上乃经营花生油生意。落番之初，林光铨亦先经营贩售家乡的花生油，还通过邻乡人吴光坪（字锦章，1853-1936），及原配许氏在新加坡的亲属，建立其人脉与生意网络。林家经营的花生油，宝号为“古有轩”，与日后林光铨在新加坡创办的印刷馆“古友轩”相差一字。
从原本经营祖传的花生油生意，为何会转换为经营印刷馆及创办报纸呢？
实际上，林光铨在家乡上过私塾，具相当之文化水平。他曾经在自己印制的《西河林氏族谱》（出版于光绪三年，1877年）说：咸丰末年（约1861年）客游新嘉坡，每见英人精印摹写之法、字画如新，宛然秀劲，虽日书数千言，倚马可待。心慕彼技精巧，遂往求学，仅几阅月，尽传其艺。这段话除了透露林光铨南来的时间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露他在新加坡见到西方高超的印刷技术，因此决定在此学习并操作。
最早掌握石印技术华人
林光铨在新加坡向英国人学的究竟是何种印刷技术（前述英人精印摹写之法）呢？
如果仔细琢磨上述文字，就不难理解，他学的是石印技术。另外古友轩出版《华语通语》时，特别还称其印刷技术是通过“奇石灵机”印制而成。
除了《华夷通语》，古友轩还出版及刊印不少书籍，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承印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阿杜拉自传》。另外，古友轩还石印出版不少佛道经文、宝卷及劝善书。林光铨堪称是本地最早掌握石印技术的华人之一。
石印又称石版印刷（Lithography），1800年由德国人施内费尔特（Aloys Senefelder，1771-1834）发明。1826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将石印机引入澳门，并由其儿子马儒瀚（John Robert Morrison）掌握石印技术，1831年还传授给华人屈昂（屈昂原是雕版工匠，曾在马六甲布道站工作），并指示他石印大量的传单在广州地区分发传教。
马礼逊把石印法引进中国后，并未马上普及。直至1884年，上海著名的点石斋印书局，首用石印法印制《康熙字典》，短短几个月内销售十万部，另外，还出版《点石斋画报》随《申报》附送，行销时间长达30年。19世纪末，上海所开设的石印书局多达百余家，如著名的同文书局、扫叶山房等等。早年本地的《叻报》《天南新报》《总汇新报》也都曾广泛使用石印法，刊印各类广告及商业印刷品。
左秉隆为《华夷通语》作序
光绪三年（1877），古友轩出版一部题为《通夷新语》的华巫两语对照的工具书。光绪九年（1883）林光铨将此书再版，改书名为《华夷通语》。林光铨会编撰这么一部工具书，按其说法是有鉴于新加坡及南洋诸岛百余国（地区）皆以“勿朥由话为通商语”，并曰：圣经诸书固为修齐治平之本，而夷语一帙亦备经营贸易之貲。另外，他也看到自己“家叔侄辈，初抵新加坡时，未通夷语，艰于应对”，可见19世纪华人在南洋经商或谋生，能通晓马来语是极为重要的。
不单如此，他还找来当时晚清驻新加坡领事官左秉隆（1850-1924）为《华夷通语》作序。能邀得左秉隆为此工具书作序，至少说明两件事，一是对此书的重视，再就是林光铨南来后，在新加坡华社拥有一定的人脉及社会地位，官商之间亦互动交流。且作为外交官，左秉隆受委任后，由于其勤政，尤其是对于华社文教的推动，因而深受华社的爱戴。
左秉隆离任时，《星报》还刊登一篇由24位福建治生联名的《录会贤社会吟社诸生上前任总领事馆左子兴方伯颂文》，林光铨亦名列其中。
从国家图书馆收藏（原为陈育崧先生藏书）的《华夷通语》序言末端有“庚子年仲夏之月古友轩重刊”得知，此本为庚子年再版。可见从1877年的《通夷新语》到1900年的《华语通语》重刊，此工具书至少有三个刊本。
《星报》立场与社会责任
林光铨在古友轩印刷馆经营20余年后，于1890年创办《星报》。除了星期天及假日，每天出版八页，第一版是社论，其余为本地及中外新闻报道。从《星报》上广告所占有的版位不少来看，广告收入应是古友轩收入的重要来源。除了出版日报，承印出版物与各类印刷品，古友轩还兼卖从中国进口的各类书刊与文化用品。《星报》不单在新加坡刊行，亦分销马来半岛及南洋群岛各地。
晚清因政治与社会动荡不安，海外华人关注祖国的时局，希望通过改革救国。《星报》的办报立场虽然偏向中国，但同时也关注本土社会，并呼吁改革时弊，推动文教事业。例如鼓励女子上学，禁止吸食鸦片、废除妇女裹足等等。当时不少文人皆曾为《星报》主笔撰写社论，例如萧庆祺（吉云）、何应源（渔鼓）、王会仪、梅天石（孤山大石）、张心田、许亮铨等。
林光铨也参与本地文教事业的推动，《星报》经常刊登中国、本地及南洋各地华人的文稿。林光铨并没有因为是传统士大夫阶级而排斥洋文，反而是鼓励华人在保留自己的母语（方言）外，也学习英语以便立足于异乡。1893年6月10日的一篇题为《论本坡生长宜习乡音》曰：中外通商以来，英国语言文字最尚，若能一并学习之，亦适时利器也。这篇社论对华社的语文教育所持的立场，与其出版及办报事业的目标完全一致。
林文庆接手《星报》改名《日新报》
林光铨于1894年逝世，《星报》却一直维持到1898年才停刊。同年10月的《新加坡纪事报》上，拍卖行Powell & Co.刊登拍卖古友轩的广告。然而连续两年，古友轩并没有成功拍卖出去。
《星报》后来由林文庆接手，报纸名称虽然改为《日新报》，但依然保留印刷馆的店号“古友轩”，说明古友轩仨字意韵隽永。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加坡国立大学所存最迟的一份《星报》为1898年8月11日所刊（报纸上注明为第2548号），1899年10月15日的《日新报》创刊号上注明《星报》出版至2875号，间中至少还有327份佚失。
林光铨逝世后，继续接手《星报》刊行的人，应该是其次子林贞辰。林贞辰在1903年《叻报》上所刊登的启事上，名字写作林祯绳（他曾与陈信藩再购回古友轩继续经营）。
撰书金门会馆创建序言
除了苦心经营自身的文化事业，林光铨对于同乡在新加坡的互助事业也积极投入。金门人移民新加坡甚早，从咖啡山墓地发现的一些金门人墓葬（碑铭显示下葬于道光年间）得知，在新加坡开埠初期，便已经有少量金门族群随中国帆船南下新加坡谋生。
据《海峡时报》报道，1848年11月至1849年间，共有37艘中国帆船（载7384名华工）航抵新加坡，其中一艘帆船来自金门，船上运载160名乘客。这是目前所知，最早金门侨民乘坐帆船南来的确切记录。有鉴于南来的人数与日俱增，居住在本地的金门同乡于1871年创办浯江孚济庙，日后再陆续改称为金门公司及会馆。
浯江孚济庙最初立庙于牛车水士敏街（即史密斯街），林光铨为之撰写并书《浯江孚济庙碑记》一文，碑文曰“浯岛之客处南洋者，夫固实有徙矣”，说明19世纪中叶时金门人南来谋生的数量渐多。他有感于同乡们“或蓬梗长飘”，因此“宜相系以相维”。更重要的是，林光铨在碑文的起笔强调“人必以和为贵”。主要是19世纪的新加坡华社，由不同方言群组成，要强纷争时有所闻。不同地缘的闽南族群，最初以天福宫（福建会馆）为母体，属于小众的金门人群体，成立会馆于后。
自印族谱魂归故里
叶落归根，衣锦还乡，早年南来华人都有此传统思维。林光铨生于1844年，南来立业时约20出头，终其一生有一半时间在新加坡度过。林光铨1893年离世后，归葬于浯江故乡。与大多南来谋生的华人类似，创业致富为一生的终极目标。
神主文献透露，他也有捐官之举，虚衔曰“雍进士”。然而，与他人却有一点不同，《西河林氏族谱》曰：铨也，他日袖一部归之浯江，藏之庙堂，使向之父老，求而弗获者，今且全碧皆珍向之。大部分致富者携带财富，荣归故里，林光铨却希望他日身揣一部自己石印的家谱，踏上归途。这说明修身齐家儒家思维，早深烙在这位文化先驱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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