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遭受丈夫毒打六年,直到丈夫欲将魔爪伸向幼女,她才毅然决定离开对方,勇敢向家庭暴力说“不”。

张晓婷(29岁)曾担任助教,步入婚姻后是她梦魇的开始。

“丈夫酗酒,这六年来用各种理由对我拳打脚踢、拉扯头发,不让我接触和告诉家人,否则会伤害他们。”

伤害日复累积,张晓婷仍以为丈夫会因为女儿而有所改变,不料对方却想对女儿施暴。张晓婷害怕女儿受伤害,担心会影响她的身心发展,于是决定告别这段婚姻。

虐待配偶案呈逐年上升趋势 去年逾2000起

张晓婷是遭遇配偶家暴的其中一人。本地发生的虐待配偶案,从2021年至2023年呈逐年上升趋势,去年增加15%,共有超过2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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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星期四(9月26日)发布首份家暴趋势报告,由社区机构处理的虐待配偶案,从2021年的1632起,增至前年的1741起,去年有2008起。

虐待配偶案交由家庭服务中心和暴力防治中心处理。其中,由家庭服务中心处理的中低风险虐待配偶案例在2023年有1710起,比2021年的1324起多;转介至暴力防治中心处理的高风险案例则整体保持平稳,去年共有298起,比2022年增加34起,略低于2021年的308起。

报告指出,随着家暴工作小组提出的建议逐步落实,公众对家暴的意识提高,家暴负面标签减少,让受害者更容易求助。

张晓婷和女儿在圣公会家庭中心的庇护所暂住半年,她希望法律对施暴者的惩罚更具体明确,并获得经济援助养育女儿。

圣公会家庭中心主任黄盟琍说,中心提供法律程序上的支持,比如申请个人保护令,帮助重建自我认同,了解家庭暴力的类型和迹象,以及助受害者面对家暴过程的经历与情感,比如恐惧、愤怒和无助等。

施暴者往往比受害者的教育程度更高,掌握更多资源。黄盟琍指出,施暴者会对受害者申请的个人保护令、离婚或监护权提出质疑,从而导致法院程序延缓,影响受害者工作和申请租赁组屋等。

家暴意识提升 受害者愿主动求助

虐待配偶案过去三年逐年增加,黄盟琍认为,这是由于冠病疫情后社工能更好地接触和评估家暴情况,家暴意识提升,以及受害者愿意主动求助。

由于社会负面标签,担忧遭受更恶劣的家暴,受害者往往选择不举报,因此过去的通报案例较少。

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副总裁林华玉说,过去虐待配偶案都存在未被举报的情况。家暴趋势报告显示案件数量上升,反映政府与社区机构在提高家暴意识的公共教育方面,取得成效。

由社区机构处理的虐待配偶案件中,比较严重的案例包括身体虐待、被迫进行性行为和被骚扰等。这些案例都被归类为中低风险的第一级案例,严重虐童和虐待弱势成人案件则归类为第二级,须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介入。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说,受害者是成人,较有能力在社会的援助下,选择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

一些个案涉及人生安全须马上干预,林华玉建议当局为虐待配偶案例,划定第二级的高风险等级,必要时让政府部门介入。

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旗下的庇护所目前使用了70%的空间,仍有余力接纳更多求助者。黄美芳(47岁)曾入住两年,她当时遭到患有躁郁症的丈夫打骂超过50次,经历一年家暴后鼓起勇气求助,在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的协助下摆脱家暴环境。

今年47岁的黄美芳和女儿曾经居住在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旗下的庇护所两年,当时她遭到患有躁郁症的丈夫长期打骂。(林明顺摄)
今年47岁的黄美芳和女儿曾经居住在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旗下的庇护所两年,当时她遭到患有躁郁症的丈夫长期打骂。(林明顺摄)

在申请个人保护令和办理离婚手续时,黄美芳的女儿在旁支持,女儿性格也变得比同龄人更成熟。

“一开始很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离婚,但离开家暴环境后,我获得了自由,很像重生了,遇到家暴必须走出来,好好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