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须拿捏时机，教育部长陈振声以分流制度和双语政策为例，讲述决策者当年落实这两项政策时，如何因时制宜，分别采取一急一缓的不同策略，按社会转变步伐，调整执行的速度。
陈振声星期二（2月11日）在一场教育讲座发表演说，回顾新加坡自二战后以及独立以来60年的教育体制发展历程。他说，决策者在落实教改的过程中，须懂得判断时机。
“时机是最关键的。我们须具备敏锐的直觉，知道何时须坚定信念，引领大家前行；什么时候又应该运用智慧，根据社会转变的步伐，调整执行政策的速度。”
以分流制度来说，陈振声指出，在1979年时，社会虽未广泛接受这个政策，时任副总理吴庆瑞以及其他建国元勋仍决定推行。
“不推行这项政策，在政治上远远更有利。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会面对高辍学率和识字率低的问题。最终，这对教育体制或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做出权衡，以短期的损失，换取长期的利益。”
他指出，分流制度根据学术和语言能力，将学生编入不同源流，让学生按各自学习进度和强项，接受教育和栽培，几年后极富成效，辍学率大为降低，学术成绩也明显改善。
然而，随之而来的学业竞争、对分数过度重视，以及学生无形中遭标签化等现象，多年来让分流制度备受批评。2024年，本地中学全面实施科目编班，取代分流制。
陈振声说，待时机成熟，也就是学校具备能力和资源的时候，教育部让学生过渡到科目编班计划，以缓解标签化现象，回应学生的不同志向和期许。
另一方面，即便我国对教育系统进行结构性调整，双语政策始终是教育制度的基石。陈振声说，政府当年推行这项语言政策时，选择渐进而非速成的方式。
“我们并没有立即关闭母语学校，而是等待条件成熟。我们是在启动双语教学近20年后，才将英语作为学校的主要教学用语。”
我国早期的学校分为英校、华校、马来学校和淡米尔学校。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时，半数学生就读母语学校，他们相对较少有机会锻炼英语读写能力。此外，各语言源流学校有各自的课程和考试要求。
随着英语能力在就业市场占优势，以及为了避免语言断层线加剧，自治邦政府在1960年推行双语政策，规定小学生必修英文，中学则在1966年实施。
陈振声说，当时不能仓促执行在学校推行规范化的语言政策，须等待合适的时机，以及经济环境和家长的选择发生转变。
“思维的转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逐渐的，家长认识到，能用英语沟通的学生，就业前景更好，也就相应地为孩子报读英校。到了1984年，非英语源流课程招收同届不到1%的小一生。政府那时才开始将学校教学用语规范为英语，并在1987年完成这项工作。”
但他指出，人们的思维和社会文化也须改变。如果人们不拓宽对成功的定义，无论教育部如何推行教改，都无法减少学生的压力，也无法让学生的多元才艺受到肯定。
须营造开放持续及具有温情唯才是用制度
陈振声强调，我国须营造开放、持续以及具有温情的唯才是用制度，让人们根据各自强项发挥潜力。他提醒，政策也须不断更新，维护社会流动性和凝聚力。此外，他也呼吁教育界维持团结。
他说，我国独立60年来克服重重挑战，本地教育体制下来的任务，除了协助每个学生发挥潜力，也要激励他们不畏挑战、勇敢前行，为新加坡做贡献。
这场题为“从基础发展至前沿——我们的教育之路”的讲座由教育部、国立教育学院，以及新加坡政策研究所联办。约500人出席讲座，包括教育部和政策研究所代表、国立教育学院教职员和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应届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