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的社服专家认为，新加坡应赋予社工更多权责与资源，让他们在面对问题家庭时能够直接介入，同时避免社工承担过多个案导致倦怠。我国也应建立更完善的机制，以追踪失联者包括孩童，以保障弱势群体的安全与福祉。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总顾问兼家庭与心理治疗师袁凤珠说，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亲自道歉，表明梅根事件原可处理得更好，并且为加强本地的儿童保护机制提出建议，这些都向小逝者和她的亲人表达了尊重。
袁凤珠曾经当过社工、在学校、少年收容所辅导与吸毒治疗中心，以及女子监狱从事辅导工作。她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孩子是骗不了的，我们必须关注他们的眼神、身体状况，以及他们和监护人的互动。”
但她坦言，社工在执行工作时常会面临困境。“有时候必须得到家人的同意才能够进入家中；有时孩子打电话求救，而成年人却拒绝开门。”
她指出，有时候社工本身也会陷入不确定，会问：“我不是政府人员，我只是社工，我可以这样做吗？”
因此袁凤珠建议，当局应赋予社工一定的主决权，让他们在接触问题家庭时，可以直接干预以保障儿童安全。
她也建议，成立全国儿童与青少年安全数据库与追踪机制，以迅速追踪失踪者。她以韩国为例说，那里每个人的手机，包括游客，都可以收到警方的寻人短信启事，新加坡应该也有类似机制。
蒙福关爱在儿童保护领域提供服务多年。首席执行官韩雅忆受访时说，梅根事件提醒了大家保护儿童的工作还可以做得更好，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和专业性。
“没有一个社工愿意看见这样的悲剧，没有人心里会好受。发生了这样的事，社工们会反思自己是否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保护儿童工作须持续完善 每个人都应参与
她说，保护儿童的工作必须持续完善，需要不断有更好的实践方式。这不能只是依赖正式机构，每个人都应参与，帮助整体不断改进。
韩雅忆指出，虽然每个机构都有标准流程，但有些个案需要“超越常规”的处理办法，不能只按标准流程行事，例如须增加家访次数，甚至报警。对于报警，有些机构可能因为担心会影响家庭关系而犹豫。这方面须加强教育，让大家了解有时候“一通电话就可能救一个孩子”。
她也认为，须重新审视资源分配，避免社工因为负责个案过多而导致倦怠，同时也要为社工提供督导和支持。社会和公众对儿童保护的要求很高，社工也希望能做到最好，因此保护儿童的工作需要公众与专业机构相配合，形成群体协作。
国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社会工作学系吴楚玲副教授说，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的道歉真诚和毫无保留，展现了具备同理心和勇气的领导风格。部长明确代表各个涉事机构承担责任，这种担当与透明化，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当局的信任。
她认为，检讨小组的报告客观平衡，没有将责任归咎于个别从业者或机构。这可让各相关机构正视各自在这起事件中的角色，理解背后复杂的组织、社会与家庭因素。
吴楚玲说，这是让社服领域迈向更成熟的重要一步。它显示这类事件是系统性互动的结果，并非单一失误，而正视这个事实有助促进行业集体学习和改进。这种以成长为导向的思维能够更有效地加强跨机构合作和系统性方法，从而更好地保护儿童。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委任的检讨小组就梅根案发布报告后，政府国会社会及家庭发展委员会主席谢曜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委员会将对这份报告、政府对调查结果的立场，以及对相关建议的后续行动和落实计划，提出国会询问，期待政府在11月的国会给予完整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