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难”，无疑是新加坡政府近年来最头痛的问题。
我国去年的居民整体生育率再写历史新低，降至0.87。所谓的生育率，指的是每名育龄女性平均一生中预计会生育的子女数量。
和新加坡同病相怜的，还有几个过去并称亚洲四小龙的弟兄。
其中，韩国处境最糟，2023年生育率一度跌至0.72，写下全球最低生育率纪录。
然而，尽管依旧“做人难”，韩国最近两年似乎看到一点曙光。当地生育率已连续两年逆势回升，去年达到0.8。2025年，韩国共有25万4500名婴儿出生，增幅达6.8%，是15年来的最佳纪录。
这个难兄难弟，或许做对了什么，值得新加坡学习？
首先必须点出的是，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因人口增长迅速，一度推出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增长放缓。
到了1991年至1995年，首尔当局实质放宽计划生育，使韩国当时迎来一波小“婴儿潮”，有大约360万名孩童在这一阶段出生。
这批1990年代上半叶的小“婴儿潮”世代如今已步入30岁，正是“做人”的当打之年，推动韩国生育率这两年出现复苏迹象。
但这波小“婴儿潮”世代的生育期在2030年代将逐步结束，届时韩国乍见曙光的出生人数，恐将下滑，因此其他结构性改革，仍得赶在小“婴儿潮”世代生育窗口关闭前，抓紧机会实施。
新加坡在独立初期也曾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唯政策结束时间更早。新加坡政府在1987年就已开始鼓励生育，加上1988年是龙年，即传统的“生育大年”，当时我国整体生育率一度小幅复苏，但上升趋势仅维持约五年后又转为颓势，此后陷入长期下降趋势。
然而，新加坡1987年放宽生育政策后出生的世代，并未在2017年，即他们逐渐步入30岁后，对我国的出生人数带来明显的推升效应。
新加坡未出现和韩国一样的复苏现象，或可理解为韩国的生育率已跌至更低谷，因此触底反弹的力道更大，唯其回升效应能持续多久，还有待时间观察。
再摊开相关政策，韩国有慷慨的育儿补贴、住房津贴、育婴假和托育补助，催生路数和新加坡的方向大致相同。
与此同时，韩国当局分析，疫情后结婚人数回升、30岁出头人口增加及生育观念转变，是生育率反弹的重要原因，政府缓解对婚育产生“惩罚效应”的制度调整也发挥了作用。
生育观念改变或是逆转生育率关键
那么，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生育观念的改变，便可能是逆转生育率的关键。
根据韩国2024年的社会调查，韩国人的社会认知出现一定变化，有68.4%的受访者认为“结婚后应生育子女”，较2022年有所上升；“不结婚也可以生育”的比率也有所提高。
反之，新加坡的社会认知则没那么乐观。
根据志愿组织心件工程（Heartware Network）今年5月公布的一项青少年调查，本地只有39%年轻人对成家持开放态度，但他们也表示不急着这么做。另外，还有约25%不确定，期待结婚组织家庭的受访者更低至仅有17%。
调查也发现，约19%受访年轻人认为经济能力是影响婚育决定的因素，是所有选项中最多人所选。
值得注意的是，最少人选的选项是政策或援助计划，仅占约4%，显示即便当局推出再多生育补贴和相关优惠政策，也未必能鼓励更多人婚育。
付出更大心力确保就业安全 婚育意愿难免降低
眼下，新加坡就业数据虽保持平稳，但在人工智能冲击下，不少打工族对未来的就业前景难免惴惴不安。
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尤其面临严峻挑战。本地应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内找到工作的比率，已在去年下滑至74.4%，是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以来的新低点。
领导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早前坦言，新加坡人追求事业的同时，可能会压缩投入婚育等工作以外人生目标的时间与空间。
换句话说，年轻人若得付出更大心力确保就业安全及收入稳定，对婚育的意愿难免随之降低。
目前，职场似乎还有一股指责本地年轻人不够“饥饿”的风向，在个人经济状况和生育率环环相扣的背景下，这类压力显然不会刺激更多年轻一代愿意“做人”。
韩国政府在相关催生政策初见成效下，强调接下来会继续加强针对二三十岁年轻人、低收入者，以及待业者的支持。
在同样陷入低生育率挑战的新加坡，保障年轻人的就业及收入安全，或许也是改变他们婚育观念，从不婚不育转为敢婚敢生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