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一节探讨“什么是人类”的通识课上，读到《那些离开奥梅拉斯的人》一文，深受启发。
文章先描述一座快乐城市，人们在盛大的夏日庆典中载歌载舞。作者还邀请读者一起描绘快乐的场景，让他们把自己认为的快乐加入奥梅拉斯城中。
在快乐的场景后，作者突然抛出一个问题：你是否认同这样的城市、庆典和这种欢乐？之后，作者话风一转，描述城市的另一面。城市的快乐是建立在一名小孩身上，他被当作“祭品”囚禁起来，处在污秽、黑暗、无助与饥饿之中。一旦他获得自由，城市唾手可得的快乐就会消失。快乐的人对此心知肚明，但大部分人的愤怒与不解很快消失，继续做快乐的人。
虚构的情境是为了引发读者思考，看似符合社会正义、功利主义的计算公式，却又违背道德价值观，大家该如何做出选择？我们的生活与别人的痛苦，可能没有奥梅拉斯城中那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也较少会面对“是否要离开”的道德抉择困境。但这仍值得深思。
文中那个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的孩子，让我联想到去年初在《联合早报》采访组实习时接触的真人真事，思考“在黑暗中的人”是否被忽略了？
一次就物价上涨课题走访小贩中心。一名70多岁的安娣告诉我，因为价格，向来比较少到小贩中心用餐，偶尔到超市购物时才吃一次，没想到酿豆腐竟已涨价两角。她很心疼地说：“早知道就不来吃了！以后只好少吃一点！”
她的话让我震惊——当我们不断读到邻里购物券和不同援助计划时，是否同时把部分经济困境的实况“掩藏”了起来？
此外，科技、数码化进步之际，也还有被语言和科技渐渐“抛弃”的人。我周末有时会做义工，主要是探访住在一房式租赁组屋的年长者。他们大多积极乐观，但谈到科技就挠头。比如接到账单，只附上PayNow二维码，没有列明其他缴费方式，老人家根本无法应付。到诊所看病这类预约信息都是英文的，不谙英文的年长者若没有人及时帮忙，容易错过复诊时间。
当然，也有跟上科技发展的年长者。我报道过一名精通手机操作及应用的90岁安哥的故事，他获得乐龄学员奖。我惊叹也佩服他的学习精神。
进入大学修读传播课程，认识“议程设定”传播理论后，引发我的思考和担忧。当媒体不断重复同质的新闻时，可能会影响受众的思考、价值判断，如何辨别孰轻孰重、轻重缓急等。既然如此，我的报道是否会让那些不谙手机操作的年长者和他们所面对的困境，在无形中被忽视？
那些默默付出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人，是否也是被忽视的人？前阵子，在小贩中心用餐应否清理桌子的讨论，引起很大的关注。国家环境局的回应是食客无须擦桌子，也不用清理撒在桌上的汤汁和饮料，但须清理肮脏的托盘、器皿与垃圾。
从个人角度来看，清理汤汁和饮料的确会带来不便，但也不能忽视我们须为自己行为负责的重要性。不能完全依赖清洁工，凡事抱着“这是他人责任”的态度，而随心所欲行事。
送餐到桌服务曾在《交流站》引起讨论。一名在麦当劳工作近10年的员工也参与其中，表示希望公众不要把这项服务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可以享受服务所带来的便利，但不能把提供服务的人视为工具，而忽略他们的付出。我们必须懂得感谢他们。或许，我们难以帮助每一位被忽略的人，但一旦遇到，就应主动提供适当的关怀。
快乐的城市，本不该建立在部分人的痛苦之上，而应该是建立在帮助别人后产生的快乐和受惠者得到的快乐之上。
牺牲一个小孩换来城市里其他人的幸福，我们应该避免。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学生）
赞
